王平鲁
重建
    1929年1月2日，受中共中央委派，刚刚从上海来沈阳参加满洲省委工作的中央特派员刘少猷同志，在向中央报告紧急情况的同时，主持召开了满洲党团组织联席会议，组成省委临时常委会，恢复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
　　  针对抚顺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临时省委“函调抚顺负责同志来省切实讨论该地工作”。1月7日，临时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抚顺、延边、营口等地的工作情况，称“抚顺最近矿工正酝酿一次斗争，这一次斗争我们可以完全取得领导，可惜鹤寿同志此次来省被捕，失去了一个抚顺的得力工作人，现在设法抽调干部工作同志去工作，现已函调该地工人同志来省详商后，省委常去一人在该地指导一时期工作，特别是正在酝酿的这些斗争”。当时在满洲临时省委从事职工运动工作的关世杰同志，肩负起常到抚顺指导工作的任务。
　  　关世杰（1903-1932），原名安永禄，化名安贫、关世杰、关维汉等。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四寨子村的一个锡伯族小康农家，1925年6月由长春二道沟邮局局长张锦春（中共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铁岭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一位职业革命者。曾担任中共北满地委委员，负责工运和警运工作，1927年4月因地委遭破坏而被捕入狱，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换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时遇赦出狱，在沈阳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关系，被安排在省委做工运巡视员。
　　  当时的抚顺，在奉系军阀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下，苛税杂税名目繁多，物价飞涨，奉票毛荒，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粮米店里甚至连高粱米也买不到，广大工人处境十分艰难，已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自发斗争十分普遍。1929年春节前夕，抚顺铁厂的日本资方蛮横地取消了年关的二分加资，加之日本监工无理殴打中国工人，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300多名工人组织起来，痛打了日本监工，并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关世杰同志对这一斗争作了总结，决定继续发动和领导铁厂工人开展斗争。
　  　2月5日，中央以《关于抚顺铁厂工人斗争问题》为题，给临时省委发了一封信，专门指示了抚顺的工作，指出：“抚顺区域的重要不亚于大连，省委在彼处的工作现很微弱，派一位省委同志去抚指导工作是对的。要有计划地耐心地去建立基础工作，把这一斗争与全国反日运动联结起来”。指示省委要善于利用这个斗争机会，取得一些经验，以之领导群众，教育自己。
    1929年2月16日，新一届中共满洲省委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加强了对抚顺工作的指导，除关世杰经常来抚巡视指导外，5月间，满洲省委还两次派人来抚巡视，抚顺特支也派人两次去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很快，党的组织得到发展，党员发展到12人。团的组织在抚顺也得到发展，抚顺发展了3名团员，都是铁工厂里的工人。
    1929年6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抚顺的工作状况，给抚顺特支发出指示信，提出改组抚顺特支干事会，由关世杰、王振祥、范青组成新的特支干事会，关世杰为书记，王振祥负责团的工作，候补由抚顺自选。这封信还就前一阶段抚顺特支“发动与组织群众斗争中之不正确的倾向和缺点”作了分析和指示。并明确指出：“抚顺目前工作的主要路线还是怎样从多方面计划尽可能去接近群众，了解群众日常生活及其迫切要求，指出适当的宣传和鼓励口号以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并发动日常斗争，在平时尤其在斗争中要注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群众，以加强群众的战斗力量。只有在这样的路线之下，抚顺工作才能逐渐推动起来”。
    关世杰任抚顺特支书记后，组织党员对省委的指示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并在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特支的工作计划，决定在继续做好抚顺铁厂等处工作的同时，千方百计打进古城子、大山坑、东乡坑和老虎台这四个工人多、产量高的煤矿，以及机器厂和三个发电所，想方设法建立社会关系，接近工人群众，尽快建立工会等群众组织，以便发动和领导工人群众开展斗争。抚顺特支还作了分工，关世杰的工作以矿区为主，同时要深人到其他地方指导工作；王振祥到古城子运输系当挂钩工人，从事古城子的工人活动。此外，机器厂、发电所等也有特支的同志做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6月，福山铁工厂日本资本家随意延长工时，铁厂工人在共产党员韩恩贵的领导下，开展罢工斗争，日本资本家采用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工人复工，但在韩恩贵的精心组织下，资本家连一个工人也没找到。最后，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同意发给延长工时的工资，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为时两天半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9年7月10日，“中东路事件”发生。抚顺特支按照省委的指示和统一布置，油印了《告满洲民众书》，说明事实真相，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在散发传单时，关世杰被发现，遭到日本宪兵队追捕。为了摆脱敌人，关世杰纵身跳入浑河之中，潜泳到下游上岸，钻入树林，才得以安全脱险。由于关世杰在抚顺暴露了身份，又在跳水脱逃时着凉患上重病，中共满洲省委省委将关世杰同志调回了奉天。
铁骨
    关世杰调走后，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来抚顺，担任了抚顺特支书记。
　　  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县人，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过河南确山农民起义和刘店秋收起义，先后在开封、洛阳、信阳等地从事过党的地下活动，曾3次被捕入狱。1929年夏，受党中央派遣到东北工作。此时，正值刘少奇同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1929.6-1930.3），刘少奇同志就把这样一位坚强的共产党人派到了抚顺，领导抚顺党的工作。
　  　杨靖宇在抚期间，化名张贯一，以山东曹州籍工人的身份在古城子煤矿报名当了采煤工人。杨靖宇有白区地下工作的经验，他认为：“在白区搞工人运动，不能在工人之外，必须职业化，在工人之中，和工人同寝同食，同作同息，才能很好地了解工人，组织教育工人，领导工人斗争，自己也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杨靖宇按照满洲省委的工作计划，领导特支以“八大坑、南满大厂、发电所为中心”开展工作。他深入到杨柏堡坑、大山坑、龙凤坎坑、万达屋坑、老虎台坑以及南满铁厂和发电所去组织工人，发动群众。并领导特支成员印刷了大量抗日传单，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府!”“反对虐待工人，不改善工人生活就罢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标语张贴到巷道里、电杆上和工人住宅区，极大地震撼了统治者，鼓舞和坚定了工人群众的斗争意志。还在矿工中组织了互助储金会，成立了“兄弟团”，特支成员有的和工人“拜把子”，有的“认老乡”，利用各种关系组织和团结工人。同时开办一所工人学校（及小学），培养骨干，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除此之外，还“注意农村运动，尤其近邻农村”。
    1929年8月初，日本统治者在抚顺煤矿大量裁减工人，工人们找到了杨靖宇想办法、拿主意。杨靖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心发动罢工斗争。他对工人们说：“兄弟们，我们不能再这么忍气吞声了，不能让日本人骑在我们头上。我们要拿出力量来和日本鬼子较量一下。我们工人的力量是大的，我们不能小瞧自己。我们每天刨出来的煤，日本鬼子用来开工厂、造机器。我们要不刨煤，日本鬼子的火车、轮船都寸步难行。他们的大肚子是刨不了煤的。我们矿工这两只手就能卡住日本鬼子的脖子。过去，把头们为什么敢那么大胆地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只手没有卡住他们!我们要团结起来，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工人们听了杨靖宇的话，坚定了罢工的信心。杨靖宇又对罢工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日本统治者裁减工人的布告一贴出来，杨靖宇一声令下，坑下采煤、运输、发电、机械、排水等岗位立即停工，煤道上车斗横七竖八，道岔子被工人扳上了死线，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到矿山办公室，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裁减工人的决定，增加工人工资，反对无偿加班加点。经过几天的斗争，到8月19日，日本统治者不得不答应罢工工人的要求，撤回裁减工人的决定，适当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们更信任杨靖宇了。党在工人中的威信也大大增强了。
    杨靖宇领导下的抚顺特支积极开展工作，抚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这一切使日本统治者感到震惊和害怕，狡猾的日本统治当局感觉到抚顺矿区有共产党活动，命令范青加强了对中共抚顺特支的侦察。
　  　由于抚顺特支当时还不了解范青的真实面目，让范青继续参加抚顺特支的活动，并把省委发来的传单标语大部分都寄存在范青开设的永兴铁工厂里。8月29日，范青从到他这里来取标语的王振祥口中，得知了杨靖宇的住址，随即向日本警察署报告。
　  　30日上午，王振祥被日本警察逮捕，王振祥在敌人的刑讯下，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中共抚顺特支情况。当天下午，抚顺日本警察署长大林太久美命令日本警特对古城子、大山坑、东乡坑等矿上的党员、工会会员进行逮捕。当天傍晚，杨靖宇在回到自己住的市区福合客栈时，被日本警察逮捕。抚顺特支和工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破坏。杨靖宇、孙德文、王文忠、傅聚田、由在存、由在文、张士贤、粱子仁、韩恩贵等10余名党员和工会会员被捕，只有冯邦彦等几人逃脱。
    杨靖宇被捕后，坚决不承认自己和共产党有关系，他用一套假口供来对付敌人的盘问。敌人把叛徒找来当面作证、对质，并拿出了他被捕时在福合客栈搜出的党的文件、传单等物证，杨靖宇断然否定自己是共产党。主持刑讯的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峰须贺重雄无奈，便对杨靖宇多次施以酷刑，灌辣椒水、灌煤油、灌马尿、上“大挂”、坐老虎凳，一连折磨了五六个昼夜，打得杨靖宇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但杨靖宇始终没有泄漏半点党的机密。
　　  杨靖宇在凶残的日本法西斯面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得敌人也为之震惊。25年后的1954年6月2日，作为战争罪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峰须贺重雄在供词中，对那位他始终不知其真实姓名，惨遭刑讯的抚顺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仍然印象深刻：“横烟（日本警察署刑事）对其30左右岁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问，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横烟残暴地殴打他，（使其）脊背受伤……”
　　  刑审虽然失败了，抚顺日本警察署还是给杨靖宇定上了“治安维持法违反犯”的罪名，于10月7日把他引渡给抚顺中国法院，抚顺中国法院审理后，又把他解送到沈阳，虽然辽宁省高等法院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但由于这个案件又是日本警察署引渡来的，辽宁省高等法院不敢随便释放，遂以“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及第十条之未遂罪”，判处杨靖宇一年半徒刑，关押到辽宁第一监狱。在狱中杨靖宇继续坚持斗争，1931年1月，国民政府发布第七三四号训令，公布《政治犯大赦条例》，因杨靖宇既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又不向敌人自首，奉天高等审判厅、检察厅决定：“查……张贯一（杨靖宇的化名）一名系未经自首之共产党犯，由职院处判决执行，依政治犯大赦条例第四条不在赦免之列。”直至1931年4月刑满，杨靖宇才出狱。
　  　出卖杨靖宇的叛徒、内奸范青，在得到1000日元的赏金后，为了掩人耳目，按照日本警察署的布置，假装逃跑回到老家躲避日本人的通缉令，再假装被逮捕，以后又被从狱中释放，再次潜回抚顺，混入党内。
再建
　　  中共抚顺特支被敌人破坏后，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向中央作了报告。21日，中央在给满洲省委《关于工作计划与中心区域工作的建立及反帝、农民，士兵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抚顺党团的组织，经过此次打击，自然很受损失，省委必须派比较得力的同志前往主持，党的组织须力求在炭坑、发电所，南满大厂的工人中建立中心支部，省委须特别指导如何接近工人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提出斗争的口号，以便组织群众，工作虽不要着急，但一定要有计划地去进行。”9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满洲临时省委名单，并指派省委主要成员、候补常委任国桢到抚顺工作。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建议，仍把任国桢仍留在哈尔滨市工作，11月，中央批准了满州省委的建议。在此期间，任国桢虽然没有“专驻”抚顺，但他仍在9月间去抚顺巡视了工作。
　　  1929年9月间，满洲省委派原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王永庆（又名王占元）到抚顺，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
　　  王永庆（1883-1933），曾用名王占元，出生于山东省潍县茂子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春经王全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3岁的王永庆是当时潍县年龄最大的共产党员，1928年秋，山东省委内部出了叛徒王复元和王用章，严重威胁省委安全。危难之际，王永庆奉调到济南任省委交通员（特科人员），参加了除掉叛徒的工作。1929年4月被捕，7月21日成功越狱，受到敌人悬赏通缉，无法在山东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于1929年10月到奉天（沈阳）与先来满洲省委工作的丁君羊、杨一辰等山东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后，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委员
　　  王永庆到抚顺后，按照省委指示，与原来线索和各方面均不发生关系，重新组建抚顺党的组织。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刘少奇的领导下，抚顺特支的工作一直开展得很稳定，很扎实，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既注意聚集革命力量，又能根据主客观的条件，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当年秋，阿金沟煤矿因煤炭卖不出去，资方一连3个月不发工资，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百余名井下工人，在支柱工人刘宝瑞和李洪宾的带领下，举行了罢工。其他工种的千余名工人也没上班。罢工的笫二天，工人们手持铁锹、镐把，到处找把头韩昆宗和张起算帐，并包围坑务股办公室，吓得把头各处躲藏，不敢露面，把阿金沟煤矿搞得一片混乱。罢工坚持了3天，最后资方不得不派代表到大房子，向工人赔礼道教，答复了工人的要求，并于煤卖了后，给工人补发了工资。阿金沟煤矿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1月11日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会记录对抚顺的情况作了评价：“抚顺，省委派了两个同志去参加生产，派去的同志有相当活动的能力，工作上也很积极，已发动了一次很小的斗争，结果胜利，所以能得到少数工人的信仰，经常环绕在他四周的有十多个工人”。文件指出，已派人去抚顺巡视4次，党团组织“在哈尔滨、大连，抚顺有即刻增加的可能，恢复关系的旧有线索也有一些”。
　　  1930年1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介绍了抚顺工人斗争的情况，指出抚顺“继续不断的爆发了或酝酿着许多斗争”，“小斗争极多。十二月十日，有机厂百余人罢工，随即消灭。又有一次群众的骚动，打伤日本人，受伤日人几至毙命。原因是工人扫雪时趁暇向火，日工头两次驱散，并熄灭其火种，有一赤色工会会员乘机鼓动所致。又有一次为伙食斗争（在同志领导下）胜利了，把每日原价一角九分的饮食，减为一角八分。还有一次反对中国包工头的欺骗，也在同志领导之下，使包工头未得逞。总括说起来，抚顺的斗争是很多的”。
　  　1930年3月，抚顺工人斗争的形势很好，因“日（本）资本家要撤换华（人）工头，因而工人有罢工的前途”，为了积蓄革命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暂不在抚顺散发传单、宣言等。后来由于省委的一位同志工作不谨慎，擅自指导抚顺散发了满洲省委以“铁总”名义印发的传单，这一举动虽然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但引来了日本警特注意，日本反动当局立即“检查工房，任意拘捕……有工会会员被捕，以致我们在那里负责的同志，被人供出，不能立足了”。鉴于这种情况，满洲省委调动了王永庆的工作，调其到大连任特支书记。
再挫
    王永庆调走后，中共满洲省委于1930年4月，派杨一辰来抚顺，任特支书记，特支委员有王全武、王东轩和袁果。
　  　杨一辰（1905-1980），字德如，又名台三。山东金乡县鸡黍镇杨瓦屋人，1920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积极参加著名共产党人王尽美组织的革命活动。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料。1927年5月由邓恩铭、丁君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兼省赤色救济会党团书记。1929年1月与邓恩铭等在济南被捕入狱。 4月19日晚在党组织发动的越狱斗争中，只身逃出，后被派到东北，在满洲省委工作。
　  　杨一辰到抚顺后，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带领特支成员到南花园、古城子和一些厂矿，冒着随时有可能被逮捕的危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同时秘密串联工人，召开动员和组织会议，在特支的发动和领导下，抚顺工人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怠工、罢工和骚动遍及抚顺矿区。
　　  此时，刘少奇已于3月下旬调离满洲省委，党内的“左”倾盲动思想在省委内部有所发展。
　  　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作出“五一”工作决议，决议提出：“五一全国总示威的运动，在满洲只要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坚决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尤其是在满洲的产业与政治中心如哈尔滨、奉天、抚顺、大连等处，一定要号召广大的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坚决注意发动哈尔滨、奉天及抚顺三大产业中心的工作，在发动这三大工作的具体布置上，尤须首先加紧东铁、北宁二铁道及抚顺三个中心斗争的布置与发动”。决议提出要使五一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成为工农兵的总行动”。
　  　抚顺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和警觉。日本统治者察觉到工人斗争“是在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发生的”，遂派去大批军警宪特人员到工矿区布防设哨，巡逻警戒，严密监视和镇压工人运动。
　  　1930年4月12日，辽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在沈阳被捕后叛变，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抚顺日本宪兵队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开始在抚顺大肆捕人，到5月9日，有刘景增等16名党员和一批工人同志被捕，杨一辰因当时在沈阳得以幸免，抚顺特支遭到破坏。但抚顺被捕的同志，在敌人的残酷刑讯面前坚贞不屈，无一人招供。敌人无奈，只好把他们全部释放。刘景增等人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
　  　5月上旬，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再次成立，杨一辰作为省委成员和省委书记林仲丹一起，专程到抚顺巡视工作。鉴于刚刚重建不久的抚顺党组织已经先后有16名党员和基本群众被逮捕，对抚顺特支进行了组织整顿，作了人事调整，由刘景增担任特支书记，刘景增、王全武、王东轩、潘敬久4人为特支成员，原特支成员袁果调走。
　　  自整顿后，抚顺特支每周开一次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力争尽快把工会组织建立起来，并“注意重要部门的工作，积极训练提拔干部，竭力纠正同志不正确之观念，发动斗争，而以总的政治同盟罢工为目标，开始积极的布置，并领导农民及一般市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特支的党员全部深入工厂、矿山从事工人运动。中共满洲省委每星期都派人来抚顺指导检查工作。
　　  5月底，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抚顺大肆捕人，新建的抚顺特支的大部分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被逮捕，抚顺的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再一次面临重新开辟局面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