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远

今白既爱酒，酒仙得何，须道浊如，勿必求道一斗，醉神为择者传，太白。

——李白《爱酒帖》

1

　  　二十年前吧大约，我十六七岁，在一个叫做树基沟的小镇读初中。一天放学，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温酒炒菜，父亲陪吃陪喝。那位客人就给我倒了杯酒，说：大小伙子，整一个！

    我不知所措，愣在那里，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啊。

    母亲接过话茬：谁喝酒，咱家四子也不会喝酒的啊，他最烦酒和烟了。

    四子当然是指我。我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我们家没有女孩，都是男孩，清一色。为此，母亲很是悲哀，她希望的贴心小夹袄与她永远失之交臂。

    四子要是一个女孩就好了。母亲常常这样感叹。

    也许是为了母亲的希望，或性格使然，我的确成长为一个内向、腼腆，甚至有些拘谨的孩子，不像哥哥弟弟那样风风火火，抓把镰刀上山砍柴，拾起锄头下地铲草，而是躲在房前屋后帮母亲默默干活，洗衣做饭，喂鸡喂鸭，虽然织毛衣没学会，但绣个门帘桌布电视蒙子什么的还是手到擒来。用邻居发小加同学刘波的话说：老四心细。四丫头手巧。

    那时，我的确是母亲的小夹袄，起码半个。

    这也是母亲说我不会抽烟喝酒的原因。可谁知，我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2

　　  1983年，我来到一个比树基沟更大的矿山读书——中国有色金属沈阳第二技校。学的是运转专业，但我爱的仍是文学和书画，没白没夜地在宿舍里鼓捣。这在当时，算作另类，因为大多数同学上技校是为了尽早参加工作，走上社会，我虽也未能免俗，但兴趣这东西总是与你不离不弃，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为此，我离开学生宿舍，离开那种八个人上下铺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打饭一起玩扑克的群居生活——搬到三哥的四人间，宁可与三哥挤在一张床上——三哥在他的床边加了一块木板，按上合页，睡觉时打开，不睡时放下，十分自如。

    那时，三哥在读电大，亦喜欢文学。我们白天各自上学，晚上回来一同吃饭、看书和写作，一盏自制台灯经常亮到深夜，我们为发表一首小诗而欣喜，为买到几本好书而难眠。直到几年后，三哥结婚搬走，将他的床铺全部让给我。现在想来，那是我青春期最好的时光。

3

　　  我的技校同学中，有一个叫白雪峰的也就是小峰，他是矿山坐地户。小峰跟我很要好，常来我的宿舍玩。他很聪明，但他亦不喜欢运转专业，不甘心将来只当个矿山工人，面对毕业，我们都有一种恐惧感。

    也就是这时，我们喝起了酒。

    86年，不知为什么，红透山时兴起一种汽酒，几毛钱一瓶，喝到嘴里微辣，有些呛嗓子，但也隐含一丝甜味，很对我的胃口。小峰每每来我的宿舍，都要带上几瓶，但他很少喝，他喝白酒，那种塑料袋装的烧刀子酒或高粱酒。其实，他也没有多大酒量。我们喝酒也就是扎堆聊天的一种方式罢了。不然我们干什么呢？

    但后来就不同了。后来不仅小峰，王力宋宏伟宫六子薛老二等等也常来我的宿舍，这一喝，就不只是汽酒白酒，而且开始一打一打的买啤酒了，其架势也不同凡响。尤其是高我们一届的司炉班张晓东（他也是坐地户），也搬到宿舍且与我同住一楼，每每夜晚，无论他在外面喝高回来还是我们正喝到兴头上，彼此就扔空酒瓶子，咣，咣，咣，炸响整个走廊，惹得他人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宿舍管理员常常训斥我们，甚至晚上10点钟就关闭电闸锁上大门，到各屋巡查，看看有无外人留宿，包括没领结婚证的男女同居。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技校毕业，各奔东西。之后，我又换了若干工作，比如去学校当老师，去工会当干事，去办公室当秘书，等等。从前那些同学或酒友，除个别的保持关系外，其他联络就少了，也就是说酒依然喝，只是换了圈子。

    那时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将我全部的稿费都用来买书。后来就改成我将我全部的稿费都用来换酒了，且还不够。

4

    1989年春天，我在辽宁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习。每周往返一次老家，也就是说每周六乘坐下午3点多的火车从沈阳回红透山，周一早上5点的火车再去沈阳。那时，每次走，几乎都是与大祝同行（他和我都是被抚顺市作家协会推荐到省文学院学习的学员），我们住在一个矿山，而且是很好的朋友。记得每次临回家前，中午在文学院食堂吃过饭，我和大祝趁人不注意就揣兜里两个口碟，待到下午回家，在站前的小卖部里买些熟食，香肠花生米干豆腐卷榨菜咸菜，外加一瓶白酒。因为是始发车，所以有座，找个靠窗的位置也不难。但我们并不急于吃喝，而是先拿出新买的书或报刊，边看边聊，直至火车驶出站，我们才将酒瓶打开，把酒倒在两个口碟中，将报纸铺在桌上，撕开那些装着熟食小菜的塑料袋。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抚顺。上来的人多了，我俩的酒也正好喝完。

    后来，文学院学习结束，回到矿上上班，我俩仍然时不时地聚到一块。

    那时大祝住平房，一间半，除卧室外就是那小半间逼仄的厨房了。大祝厨艺好，无论春夏秋冬，他都能随便弄出几个下酒菜，拍黄瓜，爆花生，炖酸菜，尤其是炒白菜片和土豆片，色香味俱全，撩拨得客人往往筷子未动，口水先流。

    那时喝酒的圈子常常是矿上一帮穷酸文人。除了大祝，还有祁亚轩、冷立平、杨绍义、李景鸿、石晋忠，包括我三哥。大家写小说、诗歌和散文，也写新闻报道。那时祁亚轩是《矿报》主编，也是第一个在省级刊物发表文学作品的作者，思想激进，颇有青年领袖的意思，身边自然拥趸者众。我们不仅开笔会，办展览，更时不时地搞个郊游什么的，你一个菜，他一瓶酒，一派文艺繁荣的景象。

    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夜晚。那个夜晚雪是突然下起来的，一定。因为起先我们坐在宿舍里开始喝酒的时候，老祁，大祝，三哥和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窗外下雪。我们大概是喝了一瓶白酒和几瓶啤酒之后，才发现窗外下雪了。然后谁就提议出去走走，看雪。我们先是沿着宿舍楼后的小路上山，再从山上的另一条小路下山，最后顺着山脚下的矿区公路溜达，不觉就到了团山子老祁家楼门口。

    老祁说，进屋吧。

    我们说，不了不了，不喝了。

    老祁说，不喝，就聊聊天，聊文学。

    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在床边的一小块空地，我们坐在小板凳或是干脆坐在一摞书刊上，干聊。老祁爱人假寐在床。半开的房门上，两个图钉吊着一幅有些怪异的书法，那是老祁的墨迹：我行我素。

    若干年后，老祁离婚，和情人远赴内蒙古赤峰一个叫大井银铜矿的地方，工作和生活，我与大祝也曾去看望过他们一回，自然又是几场大酒。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5

    那时我正在矿工会美术组工作，虽然对文学创作一直充满热情，但相对于书画，可能更倾心于后者。于是，放弃了文学院二年班学习的机会，而选择了一个书画函授大学——反正都是成人教育。如此，也算专业对口。

    其实，所谓美术组，也就是负责矿党政办公楼前面的两个画廊，每月更新一次，有政策宣传，有基层报道，时不时地还要搞个美术书法摄影比赛，虽然清闲，却也热闹。美术组共有三人，一个是搞摄影的孙道友，一个是搞绘画的姜宏连，再就是搞书法的我，既三足鼎立，又相互配合。组长孙道友，不仅片拍得好，酒量也好，只是很少跟我们喝，除非我们请他或是公款——比如办个展览剩下点钱。但我和宏连一起喝的次数就较多，毕竟年轻人在一块好靠拢。尤其是工作外揽到一点活儿，比如给哪个商店饭店理发店写个牌匾画个橱窗，给了报酬，也不好意思独自揣进兜里，就一起喝个酒。

    所以那时，矿区昏暗的街道上，总能看到我和宏连勾肩搭背摇摇晃晃的身影，以致舍我其谁的浪言。

    后来美术组又来了位新同事，叫程玉琢。他不喝酒，但他家有电炉子，天寒地冻的日子，我和宏连就买些酒菜到他家，一边听电炉子嗤嗤炖菜的声响，一边看老程的油画，还有装置作品——这位钳工出身的美工，后来参加鲁迅美术学院学习，其毕业作品被学院收藏。

    2000年，我离开工会美术组，到劳动服务公司待业青年安置办工作。无疑，这是个肥缺，喝酒的机会也愈来愈多起来。

6

　　  作为文革生人，这辈子，前十年肯定是废了。那么，接下来的若干十年中，有的人破釜沉舟，亡羊补牢，最终跻身成功者行列。有的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你强我弱，我弱你强，弹簧一样。我，属于后者。

    劳服六年，冶炼厂二年，加上1998年辞职，到沈阳打工的最初几年，我自谓是一个人的第二个文革十年。也就是说，这十年，又被我荒废了，喝废了。这十年，我虽然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结婚，生子，上班，下班，时不时地还发表些文章，参加些展览，屁大的地方，像个名人似的，走在路上，点头哈腰握手者不绝如缕。

    举个例子。

    某次公司开会，生产会安全会经营会还是什么会，已经记不清了。会后，公司下属的几个厂队长寻一家饭店，先是打麻将，临近下班时给我打电话，要我过去。我也知道，这必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去晚了，坐下来刚想自罚一杯，却被一厂长拦阻，说：去，先敬下对桌的那个哥们吧！人家是你的崇拜者，方才还打听你来着。于是，端着酒杯过去，对方也站了起来，说：你就是阿远啊！方才我听见你的同事一个劲地念叨你，说你怎么还不来呢？一问，果然是你！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啊。对方说，他在小莱河铁矿工作，是工会干事，因为订阅了《抚顺晚报》和《抚顺工人报》，便经常看到上面有我的文章，也知道我在这里上班，不曾想，竟碰上了！

    我请他过去一块喝，他婉拒了。毕竟不熟。

    他的账，最后被我们的厂长给结了。

    厂长说：老弟牛逼！哪儿都能碰到崇拜者。

    我说：又不是女生。来，干杯！

7

    在劳服工作的几年中，不仅酒局多，同时也学会了打麻将，不仅晚上打，甚至白天上班没什么事也会悄悄地约上几个人，到谁的家里，或直接在公司二楼的宾馆里开房玩（当时公司一楼是饭店，二楼是宾馆，三楼才是办公区）。当然，要在公司领导出门的日子。而公司这些哥们，搞点什么活动也愿意带上我，这倒不是愿意跟我打麻将，而是愿意和我一起喝酒。比如秋天，单位出车去农村买秋菜，什么铁岭葱开原蒜清原郊区大白菜，一圈下来好几天，甚至一周，不仅不用上班，还仿佛旅游一样——这对于我尤具吸引力：卖孩子买猴，就图个玩儿！

    不过，往往这时，公司经理总会说：阿远别去了，你去能干啥？一棵白菜也抱不动！

    工会主席马上帮腔：去吧，总得有个看堆的不是！

    一帮兄弟也一阵附和。

    于是，一行两三辆141（汽车）从公司门前雄赳赳气昂昂地驶向矿区外，除了司机，谁也不愿意坐驾驶室里，而是抢着争着站在后车厢上，任秋风吹打。用现在的话说，那叫一个爽！

    其实，买秋菜，确如工会主席马述德所言，没什么复杂的，更甭说艰苦。到农村，看好一块地，谈好价钱，剩下的就由农民自己动手，他们或砍下白菜，或捡装土豆，或捆绑大葱，总之嘛溜利索，保质保量，我们除了验秤、付款，基本没什么事，只等晚上的饭局。

    因为年年买秋菜，马主席他们早已和这些乡镇上的旅饭店熟识，甚至一些菜农，都能叫上名来。当我们将满载秋菜的141停在这些旅饭店的院子里，洗手，上厕所的功夫，那些热气腾腾的饭菜就会端上桌，什么猪肉炖粉条，酸菜烩血肠，大豆腐，小咸菜，等等不一而足。酒，自然是地方烧酒。哥几个甩开膀子，不仅可劲造，更有划拳转勺唱歌讲黄段子猜火柴棍等等游戏，直到脸红耳热，这时，就会邀上老板入座，老板也会垫上两个菜。一次，马主席说：你这饭店也没个名字啊，墙壁更是光秃秃，你知道不？你面前这小子可是才子，他可以免费给你家写字题匾啊！ 

    老板激动，说可惜没有准备，不然一定弄块铁板，再买两桶油漆。

    马主席说，那个来不及了，你也不用买，这些东西矿上都有，下回我们给你带来。一会儿叫你儿子去小卖店买几张白报纸——估计你们这儿也不会有宣纸——墨汁和毛笔你家有吧？对，就孩子写字那个就行，请我们的才子给你写几幅，保你蓬荜生辉。

    果然，小男孩买回了白报纸。

    老板一边铺纸，一边把墨汁倒在空碗里。刚要写，马主席又端过来一杯酒，只好一口干了。然后写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又写：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马主席亦好书法，自然也要挥上几笔，最后，小饭店的土墙上终于被我们的字贴满了。

    若干年后，我离开劳服，据矿上其他单位也曾去那里买过秋菜的朋友说，在那个小饭店里依然还能看到我们的字。

8

    前面说过，劳动服务公司待业青年安置办是个肥缺，虽然我不是领导，但作为其中一员，仍令人羡慕嫉妒恨。怎奈自己愚钝，既不敢违背原则，徇私舞弊，亦不会吃拿卡要，发家致富，或明知美人计而将计就计。如此这般，落不得法网，却也落了个好名声，但受益者多又过意不去，四方打探，终于知道斯人喜酒，便往饭店里拉。记得有一次，矿山对附近村民进行征地招工，公司负责岗前培训。时值农忙时节，有些民工就常常逃课，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参加最后的考试就行。结果，几个小子非要合伙请我喝酒，还从村里带来一塑料袋河鱼给我，谁知，等我走出饭店，摇晃着回到家里，河鱼早已不知去向！

    也有送酒的，所谓投其所好。不过仅此一次，且未遂。那是我同学霍绍文妹妹的一位女同学，在我帮了一个什么忙后，人家拎了四瓶酒到我宿舍。那是一个星期天，我还光着膀子赖在被窝里，对方放下酒就走，生怕我拒绝的意思（或许还有别的意思）。我自然不便追，只好等霍绍文来，让他退回去。

　　  后来霍绍文说：够哥们。

9

    我的所谓酒友中，一般可以分作这么几拨：一是发小，包括部分小学同学。一是单位同事，具体到劳服公司，矿工会、团委和宣传部几个人，剩下的就是社会闲杂人员，包括文友。老邱属于后者。

    认识老邱，是通过我的小学同学郭鸿。郭与邱是高中同学，且都是地质勘探队即101队子弟。他们住的那个居民区，亦称101沟。那时，我们都没有对象（女朋友），即便长我和郭鸿两岁的老邱，也没有，我们整天在一起就知道玩，或者谈文学。时间长了，邱婶着急，因为老邱是长子，身下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且父亲早逝。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郭鸿去找老邱，他说出不去，一会儿有人来家里给他介绍对象，我们就闪了。晚上，问老邱情况怎样？老邱摇头，说，女方在他家吃了午饭，然后两人呆在（老邱的）小屋里，老邱满以为女方会翻翻桌上的文学杂志，或是日记本——那些都是他事先特意摆放上去的。可是女方根本不看。没办法，老邱就叼支烟，望着窗外做沉思状。女方问老邱在想什么？老邱深吸一口烟，说：想那天上的白云，为什么总是飘啊飘。然后问女方在想什么？女方答：在想晚上吃啥。

    老邱对我们说：操！刚吃完午饭，就想着晚上吃啥，一点也不懂得浪漫啊！老邱说得对，那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还热着呢。不过后来，老邱终于先于我和郭鸿娶妻生子，女方虽然戴了近视镜，却也不爱好文学。而他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却喝高了。

    那时，郭鸿家已经搬到抚顺市内去住了，为了赶上老邱的婚礼，他提前一天回到矿上，在老邱家，我们和一些朋友就喝开了，最后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一头栽倒，把左眼眉骨磕出一道口子！朋友们赶紧送去医院，外科值班大夫刘姐说，醉酒真好，缝针不用打麻药。刘姐还说，阿远，我愿意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文章，而不愿意在医院里看到你的这个样子！

    刘姐曾是我家邻居，矿山名医。

    其实，在我的酒肉生涯里，这次醉酒还不算最严重的一次，即便是和郭鸿老邱喝。比如那次，我和老邱去抚顺看郭鸿，在郭鸿家，我和郭鸿喝了一瓶榆树大曲，老邱喝啤酒。一瓶榆树大曲喝完，未尽兴，又懒得下楼敲卖店，就索性将我带给郭鸿爸爸的两瓶黄鹤楼打开了。郭鸿说：反正我爸也不喝酒。最后，两瓶黄鹤楼落肚，我也扎在沙发上睡着了。次日得知，那晚郭鸿下楼，不仅将小区新栽的树苗连拔数棵，还把一对正在楼门洞里谈情说爱的情侣哄散，且美其名曰：深更半夜，不许调戏妇女！

    当然，这都是次日老邱说的。但这也不是我和郭鸿喝的最多最大最高最猛的一次。

10

    90年春天，农历五月初六。那天，本来我已经吃过晚饭，一个人在宿舍发呆。郭鸿来，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走，请你喝点酒。我说算了，不老不小的过什么生日啊！咱们骑车子出去玩吧。他说好，并去对面楼把我们同学侯刚的自行车借来了。那是一辆坤车，是侯刚买给他对象的。

    我则骑着我大哥的自行车：永久28式。

    那时，矿山人骑自行车傍晚出来玩的很多，春风荡漾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出矿区，就是苍石乡202国道，我们沿着国道西行，边骑边玩，不觉就到了沔阳（毗邻202国道边的一个村落），村头正好有一个饭店。郭鸿说，就这了。

    我们点了四个菜。一个红烧鲫鱼，一个豆芽炒粉，一个麻辣豆腐，一个拍黄瓜，两束白酒——不知为什么，那时管装白酒的搪瓷壶叫束，也许因其细高的缘故吧。每束装2两酒。酒菜上来，我俩也不说什么生日快乐，更没有蜡烛，哥俩好，就喝呗。这一喝不要紧，最后是每人四束下肚，鲫鱼（加汤）热了又热，时间也已夜半。老板娘见我们喝高，还没有走的意思，先说打烊，再说路远，最后干脆叫来几个小子，出来进去的，不时用眼睛看我们。

    郭鸿说算账，不过身上只有20块钱。

    几个小子看看桌上的杯盘，桌下的空啤酒瓶子，居然没吱声——或许，他们知道我俩是附近矿山的，犯不上结仇。

    老板娘赶紧说，钱不给都行，只是时间太晚了，担心你俩怎么骑车回去！

    郭鸿起身，穿过厨房，到后院撒了泡尿。

    车，我俩肯定是骑不了了，只能推着走。可是，离开饭店没多远，我就连摔几个跟头——不仅28车把扭歪了，链子也掉了，郭鸿只好把坤车给我推着（他个子比我高，也较我清醒些），他扛着28走。最后实在走不动了，我俩索性就坐在路边，而这，离矿山还有七八里路呢！此时已是夜里一两点钟了，除了村里狗叫，万籁俱寂。

    许久，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郭鸿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去饭店后院撒尿时顺的）站在路中间，挥手。车停了。这是一辆从抚顺拉啤酒开往梅河口的大货车，正顺路。司机说行，去推自行车吧。我俩高兴，谁知刚一转身，司机一踩油门，汽车呼啸而去，但没开多远，就听几声脆响——原来大货车甩下两箱啤酒。也许司机没发觉或是发觉了也不想停下。我和郭鸿却高兴起来，酒，似乎也醒了一半。我们拣起没有摔坏的啤酒（瓶）用牙啃开，然后一人坐一个箱套，边喝边骂货车司机：傻逼！

    天无绝人之路，凌晨2点多钟，一个开着拖拉机从清原县城去抚顺上货的大爷，看到我们的情况，立即调转车头，送我们回矿上。记得当时，我们把独身楼120房间所有的人都叫醒了，我和郭鸿不仅让他们穿着裤衩背心，到外面卸拖拉机上的两辆自行车，还要用电热杯给大爷烧水沏茶。

    大爷说，小伙子，以后再不能这样喝了。

    是的，再不能这样喝了。

    端茶给大爷，我发现我左手拇指上的指甲，没了。血已凝固。

11

    北京作家狗子，自称是一个啤酒主义者，也被圈内誉为饭局明星，三天一大醉，五日一小醺，最后无奈，跑廊坊、金华、上海崇明岛暂住。干嘛？躲酒！

    狗子说：我们不能就他妈这么认了吧？

    是的，我也想换换地方，不能这样活。

    1996年，母亲病逝。两年后，女儿五岁。我给省城某报社的主编东皓打电话，说：我做收发都行，我字写得好，心也细，只要我能天天看着你们上下班，时不时地接触一小下，说句话，我就知足。混熟了，还可以直接给你们投稿，当面请教。东皓说，别贫了，你是我们的老作者了都，来吧。

    于是，我辞掉了我在东北最大的一个矿业集团稳定、挣钱，也不乏体面的工作，只身来到沈阳。

    当然，我不是第一次来沈阳。1989年春天，我曾在辽宁文学院学习，我的发小刘波辽宁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我也曾无数次地去他那里玩，并结交数位辽大朋友。如果说东皓是我事业上的引领者，那么，刘波以及辽大一帮兄弟，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起码当初是。我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住在辽大教师宿舍，吃辽大食堂，还可以自由出入辽大图书馆，看书写作。总之，那是自由快乐的日子，除了想家。

    但，进入新的朋友圈，也就进入了新的酒局，谁让咱中国千百年来盛行酒文化了呢。

    通常，刘波下班要到我的宿舍兜一圈，如果赶上我没吃饭，他也不急着回家的话，他就会带我到校门外的小饭馆改善一下，几瓶啤酒，几盘小菜。如果他有饭局，且大多是我认识的辽大这帮哥们的时候，比如老徐，成敏，胜强，庆功，雪松，他更会带上我，这就不仅仅是改善伙食了，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生活提前到来。置身酒池肉林，我恨不得立马全部打包带回宿舍，一个人慢慢享用，而一扫往日悲凉。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想象，因为大家还没动筷呢，因为饭后，我还要屁颠屁颠地跟着去K歌呢，尽管五音不全。

    这让我想起狗子，想起米兰•昆德拉，或者马雅可夫斯基的生活状态，即从一个酒杯到另一个酒杯，从一个宴席赴另一个宴席。但我毕竟不是狗子，更不是拉基，没有人家那么牛逼。自食其力，终是一个人的本分，否则真是垃圾。

    后来，我就很少跟刘波他们混酒局了，除非几个老哥们。

12

    这些年，或公或私或假公济私，去过一些地方，每到一处，除了游览名山大川外，更愿意接触当地朋友。一句话：奔人来的。

    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也毋庸置疑，北京也是饭局中心。其中以大仙主持的东高地，艾丹主持的西高地最为著名。我虽没有接触过两位盟主，参加过他们的任何一次高地战役，但我与他们队伍里的一些骨干成员均有过高谊，比如阿坚，老弛，狗子，高星，蓝石，白脸，孙民。这些队员中尤以阿坚喝得次数最多，也最好玩。

    阿坚不喝白酒，只喝啤酒（也许年轻时喝白酒。我认识阿坚虽在十四五年前，但那时，他也不算年轻了），且喜欢玩节目，也就是说喝着喝着就不喝了，非要换个什么方式，再喝。比如猜火柴棍，转勺，掰腕子，掷骰子，看手相，或者用饭店的破毛笔在五颜六色的餐巾纸上写诗——把对方的名字或随便说出的一个字（词）嵌进诗里。写得不好，自罚一杯，写得好，对方满意，对方喝一杯，他高兴，也陪着喝一杯。

    最好玩的是转勺。酒过N巡，菜过B味，将餐桌中央的空盘子空碗腾出，阿坚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中国地图，将饭勺放置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大家轮流转勺，在指示最多的方向中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往往是某省县城，在座者谁也没有去过），确定下次旅行的目的地。这里的下次，也许是下周下月，也许就是这顿饭完事，大家背包走人，整个一个没谱。对，阿坚称之为布朗之旅。

    相对于阿坚，狗子一般喝酒比较平静，不动声色，一杯一杯复一杯，颇有太白遗风。当然，这也是在他没有喝大的时候。据说，狗子喝大，最愿意跃上桌子或吧台，朗诵北岛那首著名的诗句——不过是被他篡改了的：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无缘目睹狗子的这一行为艺术，但我跟狗子喝大那回，也是在北京，新街口的天川小酒馆。那是我第一次见狗子。我们喝着喝着，狗子忽然说：我们同岁。我说你咋知道？狗子眯着双眼，望着我的T恤。

    哦，我的T恤上印着一幅奔马图。

    脱下，扔过去。

    狗子也脱下他的半袖，交换。这事儿我详细记过，收在高星编的那本《狗子的饭局-I》里。同样详细记过的是张弛来沈阳的饭局，高潮是最后一顿饭，在一家韩式餐馆，酒到酣处，依依不舍。我说：老弛，你今天就别走了，再玩一天。他说：车票都买了。我说：买了就撕了呗。他说：你要撕票呀小子！不行，赶紧撤。

    后来，这事说给方文兄，方兄说：他们的确是撕过（车）票的。敢情不是我的原创，且还未遂。

13

    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与辽大影视广播学院的宋老师去青川，与阿坚狗子阿拉丁会合。我们一起加入了青川县教育局在北井坝村的救援小组。其实，也没什么事，或者说有很多事，但人家很少给我们分担，我们只是负责登记一些失踪学生名单，偶尔给上报的公文改得通畅一些，为前来赈灾的单位和个人拍照。阿拉丁是画家，帮助画宣传画，写标语。大部分是空闲时间。狗子一声不响，他的弹簧床上倒是放了一本书，好像是张中行的随笔集，但也未见狗子翻过。有时，狗子一个人出去转，比如去其他灾民点，或街上。阿坚则经常坐在帐篷外边写诗和流水，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畏地震，唯大以地震惧之；若民不畏地震，不知其可”句。

    在青川，我们也喝了很多酒，同当地人一样。阿坚说，喝酒是可以压惊的。

    只是这种酒喝得有些郁闷，悲楚。

    这，当然不同于其他旅途的快意。比如，在丽江古城，对着玉龙雪山品茗，在西陵峡边，望着江水饮啤。往往这时，我还要显摆一番，给远在他乡的亲友群发短信，什么海南女子娇小，从此不再晕高，什么我在黄山光明顶想你云云。有时则是打电话，深更半夜的也不管人家是否洗洗睡了，弄得大家好不生烦。

    其实，我最愿意三两知己小酌，清风明月什么的。即便兰亭雅集，也有些闹，最好是米芾与苏轼对饮挥毫那般：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更相易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