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孟
　　
　　【导读】由于现代文学研究沉迷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和语言的概念，所以寻找不同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方向的任务就落到其它领域的思想家身上，其中最富有成果的就是哲学解释学。解释学家利科、伽达默尔等人根据他们对传统、语言和自我的看法，对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所批判的权威和偏见等范畴再度作出反思和价值判定，从而为当代理论重新认识自我、传统、语言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基础。
　　“思考就是感谢”——浪漫主义与解释学中的自我概念
　　
　　
　　
　　自从爱默生(Ralph Walldo Emerson)提倡表现性的自我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他在精神上的继承人既不能发现他所寻找的纯洁无瑕的自我，也不能建立他所预见的被拯救的社会。所罗门(Robert Solomon)把浪漫主义关于“自我的纯洁无瑕和内心的充实与广裹”的假定叫做“超验性的自负”。自我在受到卢梭和康德的激励走向超验性的傲慢，又被黑格尔和其他唯心主义者(包括爱默生)扩大到宇宙的范围之后，被一个多世纪来的理智发现和历史现实打得粉碎。所罗门得出结论说，“似乎一度被提到超验的高度然后又被提高到宇宙的高度的自我，现在已经消解为虚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我即使受到最无情的抨击，当代文学理论家仍设法重申它的力量和权利。他们放弃爱默生关于自我的神学与认识论主张，同时又坚持他对意志的力量的信赖。就是说，现代的理论家们以不同的形式证明他们受到爱默生的自我及其同道德与理智遗产的关系的概念的影响。例如，罗蒂说，“让我把这样的论题叫做浪漫主义：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相信什么命题，而是我们运用什么语汇。……他们(即詹姆士和尼采)的贡献是用实用主义代替浪漫主义。他们说，新的谈话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希望的东西，而没有说，语汇的发现可以揭示秘密。他们放弃了同实在相符合的真理的概念，而没有暗示说，文学可接替哲学，成为终极实在的发现者。’又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我将以一个比喻来结尾。我们知道狮子比驯兽员强壮，驯兽员也知道这一点。问题是，狮子却不知道。文学的死亡可以帮助狮子醒悟，这样说并非不着边际。”肖尔斯(Robert Schoels)说：“我们有很多理由关注文本，其中没有一个是说它们(文本)会给我们带来可以改变我们解释事物的方法的消息。如果不是这样，卡尔·马克思的福音和教诲就是对牛弹琴。文本的力量归根到底是改造世界的力量。’在上述引文中，浪漫主义的遗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所设想的自我既不能得到往昔的真理，也不能得到将来的有意义的目的。自我所剩下的手段只是自由地构造它自己的信念.一个神化理性，另一个尊崇想象。尽管有这些不同，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爱默生的浪漫主义都同样相信自我有能力揭示真理，都不信任传统。笛卡儿、爱默生及其理论上的后继者们认为，传统威胁着知识，它把沉重的偏见加诸心灵之上，把有害的束缚加诸精神之上。它使自我丧失能力，服从别人的权力，使之无力看到真理的召唤。
　　爱默生认为，真理的确时时召唤，但它是从自我的内心深处发出的。爱默生说，“奋然独行吧，拒绝优秀榜样，甚至拒绝人们想象中的神圣的东西，无须中介或面纱，勇敢地爱上帝。’一切神圣的文本、公认的意见及既定的做法，都会掩盖真理。爱默生恐惧这类中介力量，认为这是他们与真理之间的幕布。
　　哲学、神学和解释学中许多作品对笛卡儿主义作了理论上的批判。哲学解释学提出关于人类理解的看法。伽达默尔和利科有助于我们维护在解释与真理问题上被奉为原则的多元主义。文本或行为的意义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永恒的，这是对“真理要么是毋庸置疑的，要么是相对的”主张的挑战。对圣经、历史文献、小说中的任何章节，我们都可以说出许多真实的事，但我们的任何说法并非必然地为真。
　　利科关于诸解释之间的冲突的看法特别有教益。现代伟大的“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对解释学富有启发。他们的共同旨趣是把整个意识主要看作是“虚假”的意识。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接受了笛卡儿的怀疑立场，但他们把怀疑的矛头对准了笛卡儿的大本营。深受笛卡儿派熏陶的哲学家们怀疑除了自己的意识以外的一切，因为在意识中，意义和对意义的意识是一致的。然而，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这一点也受到怀疑。在对事物进行怀疑之后，我们开始怀疑意识。
　　利科宣称，在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之后，如果我们相信任何书面著作只有一种合法的意义，便是幼稚。他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为文本或行为提供了详尽无遗的解释，相反，利科的意思是，当代解释学必须既解释有意识地赋予文本的意义，也解释文本中的无意识的意义。文本和行动为经济利益、无意识作用和权力意志的存在提供了证据。不同的解释图式展示了“自我的依赖性”—它依赖于主体考古学中的愿望、目的论中的精神和末世论中的神圣事物。关于一本书和一种行为，可以说出许多故事—它在无意识的领域中的隐蔽源头，它的有目的的道德与美学内容，它的属灵意义神秘性质。
　　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和爱默生的浪漫主义相信自我有能力揭示真理，而不信任传统。海德格尔则认为，梦想人们可以揭去面纱，以便获取一种一览无余的真理观，完全是愚蠢的。
　　同笛卡儿传统的信念相反，一切知觉和反思都同语言及其历史纠缠在一起。“直觉”和“思维”都是从知性派生的，因为，“当我们要处理任何事物时，纯粹地看离我们最近的事物(Things)，本身就具有解释的结构……当我们仅仅注视某物时，我们仅仅让它出现在面前(just-having-it-before-us)这件事，就是作为不再能理解它(as a failure to understand it anymore)而存在于面前。”就是说，自我总是拥有它在其中得以发展、得以生存的传统和共同体传给它的真理。
　　通过我们对语言共同体的参与，我们得到我们认识任何事物的能力。从这一根本意义上说，“思考就是感谢”(thinking is thanking)。因为，如果没有语言这项礼物—没有体现为语言的实践、解释和信仰传统—孤独的自我对如何理解它的世界，将会感到手足无措，更逞论对世界作出反应？
　　麦克因塔尔(Alasdair Macintyre)评论说，启蒙运动的宏伟抱负是：理性可以代替权威与传统。启蒙运动试图提供具有合理理由的标准与方法，用以判断每一生活领域中替代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进来了！’窥见到另一个单子的皮壳内，发现内部是什么样子。”
　　正确阅读的反面是囚禁在自我之中或囚禁在非人格的集体之中，因为仅仅满足于成为自我的人，是在监狱之中。我的眼睛对我不够用，我将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观察。文学经验可以医治个人的伤口而无须颠覆个人的权利。在阅读杰作时，我变成了千百万人，而仍然是我自己。刘易斯满意地允许浪漫主义在他关于艺术的思考中占据统治地位。
　　刘易斯在《批评的试验》中说，他不是根据人们所阅读的书籍来评价个人的品味，相反，他强调，读者的经验是评价一本书的好坏的核心标准。对一本书的集体反响是其价值与力量的最好的经验证据。“对文学著作的公认的评价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但专心致志的与漫不经心的、服从的与任意的、超脱的与唯我论的阅读方式的区分是永恒的；一旦有效，便到处且永远有效。’心在《批评的试验》一书中可以看到直接来自康德、18世纪道德家们和浪漫主义诗人们的美学范畴——这些范畴仍出现在当代文学理论中。刘易斯说，真正的鉴赏需要我们彻底抛开我们自己的先人之见、利益及联系。“我们坐在一幅画面前，目的是让某些东西对我们起作用，而不是我们用它做事情。任何艺术作品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投降、看、听、接受，让你自己滚开。
　　刘易斯认为，阅读的目的是“走出自己的皮囊”。如果不能走出地牢，我至少也要从栅栏中往外看，这比在黑暗角落里随救命草沉没要好。为了理解任何东西，我们就要拒绝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事实，而应面对本来的事实。他说，自我的主要本能是扩张，但它的“第二个本能是走出自我，纠正其偏狭(provineialism)并疗救其孤独。在爱中，在德性中，在对知识的追求中，在对艺术的接受中，我们做到这一点。”
　　刘易斯关于文学经验的目标表明，他深受浪漫主义自我的形象的影响。他运用孤独和拘禁的比喻，把阅读过程看作是人类把自
　　我同自我联系起来，逃出我们的欲望陷阱的最有效的方法。
　　在现代非功利性(disinterestesdness)的美学理想背后，伽达默尔看到根源于笛卡儿著作，后来又成为启蒙运动的普通要求的流行的“以偏见反对偏见”。伽达默尔认为，偏见并非妨碍理解的禁锢人的非理性，而是所有解释的必要基础。虽然“偏见”(prejudice)一词如今具有浓厚的否定含义，但在法律史上，这一词的含义不同于“没有根据的断言”。伽达默尔说，在德国法律术语中，一种“偏见”是在作出最终判决之前的临时司法判决。只是由于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这个词才意味着“没有根据的判断。’时笛卡儿派和启蒙运动传统宣称只有抛弃偏见才能有恰当的理解，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主张，所有的理解都包含着假定。没有完全超然的阅读这回事—不论是阅读另一个人，阅读自然，还是阅读文本。根据伽达默尔的自我概念，不存在完全孤独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这类东西。孤独的认知者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语言和语言导致的行为模式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和更广阔的传统。我们并非与外部世界断绝来往的、封闭在我们的偏见中的唯我论的实体，相反，我们接受大量关于我们自己的和万物的本性的假定。我们同更大的共同体，同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些联系，甚至意识不到它们。
　　因而，偏见就是所有理解的必要基础。因此，一切思想的目标，一切阅读的目标，不是要抛弃这些假定。思想和阅读的目标是验证、澄清、修正、扩大我们的假定，以便使之同事物的真相更一致。
　　根据伽达默尔的看法，人类的理解被认换性的行为过程的价值。理性可以提供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的原理来代替传统。这些原理不受任何社会的与文化的特殊事件的限制。启蒙运动认为特殊性仅仅是理性在特殊时间和特殊地点中的偶然外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由于醉心于启蒙运动“以偏见反对偏见”，所以看不到一切理性探讨都体现在一种传统中这一事实。它不承认，企图游离于传统之外，就是不懂得探究。这是一种理智的与道德的贫困。
　　当19世纪早期和中期政治的与文化的革命使得与过去的彻底决裂是可欲的与可能的时候，爱默生对于自我的乐观主义或许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而当主权的自我模式开始衰微时，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命运就不济了。
　　笛卡儿的孤独的自我不能使我们获得有关任何事物的本质。在后现代世界中，爱默生的个人主义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关于语言和自我的理论混乱、是由于浪漫主义企图把精神的与道德的价值定位于超验的自我之中。
　　随着在后现代世界中这一自我的崩溃，这些努力越来越绝望。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们企图在超验的自我中找到人类的道德、精神与共同生活的充足基础。
　　爱默生厌恶往昔的控制，力图摆脱它。“历史是一种非礼和伤害”。19世纪中叶，爱默生仍能相信自我在道德上有可能脱离束缚。由于受到启蒙运动对偏见的抨击的鼓舞，爱默生相信，浪漫主义的直觉的自我能够完成经过启蒙的理性的自我不能完成(反对传统)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爱默生的浪漫主义代表了笛卡儿传统的孤立的自我通过脱离习惯与外部权威来揭示毋庸置疑的真理的最后一次努力。在浪漫主义高峰期，爱默生对于同历史相对立的自我的信赖似乎是合理的。
　　但在后现代世界中，它就显得不适用了。伽达默尔说：“历史不属于我们；我们却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考查的过程认识自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就处在我们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之中。”我们的文化的与精神的生活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们承继了语言和传统，而不仅仅是由于我们的选择。“因此，正是个人的偏见，而不是他的判断，构成他的存在的历史真实。’而伽达默尔认为，启蒙运动的偏见决定了其本质：启蒙运动的基本偏见是以偏见反对偏见自身；启蒙运动的偏见是否认传统的权力。西方笛卡儿传统的遗产是把自我看作是被传统和偏见束缚着的无限能力和愿望的实体。为了正确理解任何东西，我们通常对自己说，自我必须不理会其假定，按世界的真正面目看世界。笛卡儿认为理性与传统是对立的。
　　在他的影响下，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理论家阐述了这一基本划分。
　　笛卡儿认为，对公认的信仰应当以怀疑论的悬置法处理，应当根据理性检验其价值。
　　同样地，施莱尔马赫宣称，解释是摆脱误解的一门艺术，这误解是由于不受限制的理解造成的，因为理解会自然而然地、自发地失足。
　　施莱尔马赫认为，误解是人类状况的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不是违反起中介作用的传统造成的。我们都被孤立在我们偏见的土牢里，必须通过方法和直观，冲破我们的武断的围墙，象别人一样凝视世界。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是一个凭直觉领悟的过程，即，把自我置于作者的全部框架中，理解作品结构的内在起源，对创造性活动加以再造。
　　施莱尔马赫关于解释的定义对刘易斯的影响很大。他说：“我取得答案的捷径是：我们设法扩大我们的存在。”“我们希望用别的眼睛去看，用别的想象力去想象，用别的心去感受。”“我们不能满足于莱布尼茨的单子。我们需要窗户。作为逻各斯的文学，是一系列窗口，甚至是门户。读完一本名著之后，我的感受之一是：‘我出来了！’信仰体系，使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并构想它为人类生存所想象的任何目的。这就是摆脱了幼稚的乐观主义的爱默生的自我。然而这一自我仍坚定地反抗往昔的权利，坚定地运用语言作为功利与权力的工具。语言和思考如果要保护自我并使自我的欲望(desire)得到实现，那它们在当代理论世界必须具有灵活性。
　　在后现代世界中，如何看待思考(thinking)？海德格尔喜欢十七世纪虔敬派(Pietist)的格言：“思考就是感谢”(to thinkis to thank)。如果我们要作为有表达能力的和有德性的存在持之以恒的话，则必须把思考(thinking)看作是感谢(thanking)。根据当代理论精神，作为“表达感激”的思考的概念似乎是高深莫测的。几百年来，在西方理论生活中高于其它一切形式的感谢形式是自我感谢自己，因为它获得自由，得到满足。
　　由于现代文学研究沉迷于浪漫主义自我和语言的概念，所以寻找不同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方向的任务就落到其它领域的思想家身上。其中最富有成果的就是哲学解释学。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设法寻找摆脱笛卡自我意识的迷宫的出路。他们试图描绘我们实际上是以何种方式阅读文本和经验的。根据他们对传统、语言和自我的看法，这些解释学哲学有助于我们讨论真理与人类有限性问题。
　　例如，利科(Paul Ricoeur)认为，笛卡儿关于自由的、毋庸置疑的知识的出发点是不可能的：“必须抛弃关于一种没有前提的哲学的幻想，而应从一种丰富的语言开始。’由于怀疑论思想不能中止任何一种主张的效力，因此，它必须从已经发生的言谈开始，而在这言谈中，每一样东西都已经以某种方式被谈论到。利科得出结论说，一切思想都扎根于无意识的资源中，这些无意识的资源的密码是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经验。职是之故，道德的往事仍然活在当前的言谈中。利科谈到“从符号得到的意义赠礼(the gift of meaning from the symbol)。用他的话说，“符号是给予者：但它给予的东西，就是思想的缘由，是被思考的东西。’对哲学解释学来说，知识在成为一项任务之前，首先是礼物；在它能被怀疑之前，它必须被接受。
　　 然而，爱默生却认为，知识总是作为一项任务而不是作为一件礼品出现。只有自我信赖的(self一reliant)的个人才能通过想象力的发挥来揭示真理。他认为真理有一个苛刻的条件，这就是直觉(intuition)。真理“不能从第二手得到。究其实，我从另外一个灵魂得到的不是教导，而是激励。’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的最大功绩是他们蔑视书本与传统。他们不是说别人所思考的东西，而是说他们所思考的东西。根据“自力说”，我们并非获得(receive)知识，因为当我们学习某件事时，我们只不过是揭示我们心中已经拥有(possess)的东西。在每一部天才著作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被拒斥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异样的尊严回到我们身边。只有你自己才能使自己心满意足。
　　在把孤单的自我同外部权威对立起来时，爱默生证明自己不愧是笛卡儿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儿子。但伽达默尔却认为启蒙运动曲解了权威概念。由于把权威描述为仅仅是盲目服从，同理性与自由相反对；由于认为权威与理性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启蒙运动认为自己的目标就是使权威服从理性。伽达默尔却认为权威同盲目服从风马牛不相及，它是一个承认和认识的问题—认识到在判断和见解方面，别人比我高明á。而在爱默生的浪漫主义世界里，断无这类权威的容身之处。
　　启蒙运动的理性概念与浪漫主义的直觉概念有很大不同。一个强调法则与模式，另一个是对话的一种形式。在对话中，我们的偏见的视界同别人的偏见的视界融合在一起。解释学的任务就是阐明理解的这一奇迹。理解的奇迹不是灵魂的神秘交流，而是分享共同的意义。为了理解另一个人和另一本书，并不需要配戴另一个人的眼镜，不需要通过完全不同的眼球来看对象。相反，人们只需要与另一个人一起看对象，并进人对话，以寻求理解。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与使用是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的。换言之，没有使用，便没有接受。如果要使一个文本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就必须知道它如何适用于我们的生活。没有使用，便没有理解。法官为了理解法律，就要把法律用于自己，因为他们承认，同他们自己的理解相比，法律具有优先地位。
　　纵观整个西方历史，权威总被认为是属于某些人物或机构的。在荷马的古希腊，英雄人物—武士或统治者—被看作是最后的人类权威；在罗马天主教会，从祭司到教皇的僧侣阶层行使着终极的、合法的权威；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被许多人(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看作是在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上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论证认为，权威内在于且仅仅存在于男性身上。由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权威概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里涉及到逐渐把权威从机构和僧侣制度转移到个人身上。
　　具体说来，“唯独圣经”(sola ｓｃｒｉｐｔura)旨在把教会教阶制度从权威地位上赶跑。当宗教改革被启蒙运动代替之后，圣经本身也被作为真理裁判者的人类理性所代替。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强烈地表达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任：“每一个人都赋有正确与错误的意识”，“道德意识如同腿和臂一样是人的一部分。”抛开一切偏见，不要人云亦云。“你自己的理性是上天给你的唯一神谕。”不论圣经，还是教会，在信仰与实践问题上，都不具有合法权威。只有理性才高坐在王位上，对真、善、美作出她自己的评判。
　　伽达默尔正确地指出，启蒙运动的真正后果是使所有权威服从于理性。尽管伽达默尔坚持对权威的信赖与对自己的理性的运用之间的界限是合法的，但他质疑启蒙运动传统把所有权威都加以低毁的作法。许多坚持启蒙运动理想的人认为，某些偏见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是真的。根据别人的权威来相信的事物根本不可能有效。伽达默尔认为，我们没有看到偏见与权威的合法性，是因为我们对权威的实质认识不清。我们不恰当地相信，服从权威不过是卑鄙地向非理性投降的行为。
　　但伽达默尔认为，人们的权威并非基于压制和放弃理性，而是基于承认和认识的行为—认识到别人在判断和见识方面比自己高明。
　　启蒙运动由于制造了权威与理性之间的对立，因而使权威信誉扫地，以致当理性本身在19世纪后期遭到抨击时，权威再度勃兴，但却不恰当地站在非理性一边。对启蒙运动的人来说，摆脱了权威的人受到他们的理性的或道德意识的保护，免遭无政府主义的侵蚀。但对现代性中的理性的抨击摧毁了这一信念，结果，理性的穷途末路造成的真空被愿望(desire)所填补。愿望本身成了价值和信念的裁判。偏爱(preference)和愿望是天国给予我们的唯一神谕和权威。
　　大多数当代理论流派承认，往事有影响语言和自我的能力。当代理论公认，我们总是作为被我们运用的词汇的意义包围着的自我说话，而不是作为随意选择词汇与意义的完全自由的自我说话。我们所使用的每一个词汇都负载着联想和意义的历史。当我们借用语言时，我们就继承了我们所使用的词汇的道德历史。词汇不仅仅影响我们的思维，它们也构成思维的基础，形成它并指导它。
　　过去两个世纪的文化史，在某些方面是浪漫主义传统中与上帝类似的(Godlike)自我的范式的命运的历史。从法国大革命到今天，这一自我经历了许多阶段。正如基督教信仰在浪漫主义运动的自我神化图式中被削弱一样，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同样表明，浪漫主义的作为上帝的诗人的形象也消失了。
　　过去两个世纪里，随着浪漫主义的衰落，西方的男女人等发现自己只剩下表现的自我的残余。后现代的自我多多少少是去除了其伦理能力与认识力量的浪漫主义的自我。在当代解释理论中，浪漫主义自我的愿望和直觉不再被看作同事物本性中基本的深层秩序相符合。相反，这些愿望本身成了当代一系列语言理论的仅有的根基和后现代西方许多人的确定性的唯一源泉。当代关于偏爱的信条和视角主义在解释中的胜利，表明对西方许多个人来说，奇趣(whimsy)和蓄意(willfulness)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仅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