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栋

一

    为了女儿出国读研的事，我和妻子这段时间一直在忙活着，听说国外物价贵，便在电脑上检索比较多种价格后开始集中采购。眼见行李箱有超重的危险，女孩子喜欢的和使用的大小东西，花花绿绿摆满了一地，开始琢磨所带东西之外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妻子细声细语地问：“你说去墓地的时间怎么安排？”

    妻子说的“墓地”，就在这座城市的郊外。乘车挤出喧闹的市区之后，路过一座漂亮的湖，湖上水草繁茂，转上不宽的农家黄沙路，再向西一拐就到了。那里埋着三个至今在我记忆里仍然清晰鲜活的老人，他们都在我生活拮据、事业无着的时候，给予了我亲情的关怀和精神的支撑——其中有我的岳父和我的父母亲。

    我说“……还是放在最后一天吧，这样女儿会记得更长远一些。”女儿在一旁点头表示同意。

    父亲去世那年，女儿还在上小学。也许是在一起共住七年的缘故，这孩子一降生，父亲就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喜爱。记得那天我从产房回家，一路上还在盘算着给女儿起名字的事，进门却见父亲戴着老花镜，盘腿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翻动着厚厚的字典。老人见我回来先将字典放在腿上，随手摘下老花镜一脸的笑，其后又用不无商量的口气对我说：

    “这孩子的名儿还是由我起吧，我知道你也有这个心思…… 那么我起三个由你选定，这样好吧？”我虽心有不甘，却也不能不顺从父亲的要求。

    于是，这个男孩子一样的名字，经我选定后就一直与女儿连在了一起。

    我确实喜欢男孩儿，一直有一个不可更改的理由埋在我的心里，那就是男孩子比女孩子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要简单得多，即便在青春期内也有精力旺盛的优势，而这一时期又恰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至于“养老”或“香火”之类，却统统不在我的考虑之列。记得，我那时曾写过一篇小文，表达过这样的感受：“……我真羡慕那位干干净净的护士小姐，在别人曾是焦虑的时候，曾是炼狱般的折磨里，她竟能如此悠闲地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我真敬畏那扇淡黄色的命运之门，在它还是关闭着的时候，你一切的乞求或想象，都难以挽回它最终决定的结果。只是曾有过什么奢望吗？有过什么苛刻的要求于世人、于亲人吗？在所有命运的关口，在所有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用结满老茧的手掌，将那扇冰冷的命运之门，轻轻地抚摸吗？”

    足见，我那时心里的选择是多么的坚定。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可更改的事实变得更加不可更改。女儿本硕读的都是金融，学习成绩和学校的名望也都不错，如果没有意外发现，惭愧不需改行也当不了什么明星之类，就只能把这名字将就着用到底了。因为这名字是爷爷给起的，他如今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退货是找不到主顾的。

    可是，谁又能说女儿如今的成长，竟与这男孩子一样的名字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呢？但愿应该是这样的。

二

    我家祖上是闯关东的，父亲却由本地出生。高小文化也就是小学五年级文化的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行楷，一辈子勤勉持重，却只在工厂做了一辈子成本会计。也许是不曾得到过——便对职位有相当的尊崇和羡慕。他对晚辈最大的期望就是好学习、有发展，并且对“发展”的判别，暗含着职务要有所体现，高了更好。他最鄙夷的事情是“……到头来，可别一筐木头也砍不出一个栽子来！”话中说的“栽子”即木楔，也就是说不能一个有用的东西也没有。他常常借用我未曾谋过面的奶奶的口气，对我们姐弟以古劝今。

    其实，由于身处那段漫长且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之中，父亲半生流离颠沛，最后还跟随当年“五七”干部下乡改造并带去了全家。就在我们手指长短的八个姐弟，为新家的山景欢呼雀跃时，父亲却为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即将诞生八个农民家庭而心悸地流过泪。多年之后意外地熬到了举家回城，在企业青黄不接的年头儿，厂里在退休的年龄上又留他多干了一段，还在已近六十岁那年培养他入了党，这成了他晚年常常的感念和喟叹。

    我曾两次公私兼顾地翻阅过父亲的干部档案，卷宗有两寸多厚，在多种规格的发黄起皱的纸笺上，多是为“小业主”、“勤劳奉仕”、“当国兵的哥哥”等出具的检查、交待和针对“历史问题”写下的说明。字迹的大小及颜色多不统一，某些纸面上还留有当年家里饭桌上的渍痕，反映着当时家庭的生活状况与他年轻时的心境。虽然语气委婉闪烁，而态度却是极其诚恳主动，内心里充满着对组织信任的期待，体察不到一点点的委屈。想来他年轻时也为自己寻求“发展”的可能，很上了一些心思。

    我之所以写下这样的文字，是缘于我一直在想——这些过去的事情是应该让这些晚辈们知道的，他们太顺利了，顺利难免要与脆弱结伴，如能在前辈的坎坷中汲取营养，那真是利莫大焉。当然，他们未来的生活已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们人生的焦灼点不会在这里了，直接借鉴的意义已经不大。但是，任何奋斗与成长都会经历压抑、挫折、失败以及在酝酿中奋起的过程，锐气与等待缺一不可，他们需要知道这些显然目前还不知道的道理。也许还不止为了这些，当然还包括了亲情使然，我们便于当晚，用电话约定了两束花，晨到六点就敲开了那家花店。没再像以往的要价还价，便认真地挑拣起各色花束来，还用嫩黄色的纸进行了包裹和装饰之后，由女儿一人抱着塞满车的前边。花黄叶绿暖融融的，透着一份深深的思念。

    于是，一家三口就转向父亲的墓地。

三

    晚上的一场小雨，浸润的路面风清无尘。我们行进在郊外的黄沙路上，两旁的庄稼在暖阳下舒展着腰身，苞米叶子显得肥大而油亮，没有同行人相扰，不再絮叨送行的嘱咐，车外是沙沙的行进声，车内的三人则默默无语，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父母的墓前。

    这墓地是早年选下的，近年来不断有年老的或年轻的逝者移居过来，终至如今空间逼仄，门院互通，举脚维艰，“生命竟可以排列得这样倨促吗？”——我在这时想起了余秋雨的话。我们三人弯下腰来，只能轮番地捡拾着从树上掉下来的朽枝残叶，又清理完墓碑和墓座之后，才将带来的两束鲜花解开包装，把花枝认真地排列在墓碑的周围。妻子还把几个瘦小的花朵摘下花束，撕开细密的花瓣分给三人，窸窸窣窣地撒在墓座的周边。伴着花瓣的纷纷扬扬，妻子告诉父亲，女儿学习一向用功，独自在外读了七年书，明天又要到国外学习去了，今天特地来告诉老人，是想让他在天国里和我们一起高兴。

    女儿眼里含着泪光，面目悲戚，语气嗫喏，在把那些供果一一仔细地摆放完之后，又把如今老人的不在与自己的即将远行，做了简短的叙述。之后，又说了一些“感谢”与“常来看望”之类的话，便默然移身到了一边。孩子的语言是随意的，显得不够丰富，但却充满着发至内心的追忆、怀念与感激，好像这次告别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石碑，而是老人那慈眉善目的面容和一颗滚烫的心，让我联想到当年在一起生活的种种温暖鲜活的画面。

    记得女儿小时，一个远亲看过手相后，说这孩子将来有钱，父亲对此未置可否。等到关于“发展”的预测，父亲接连点头表示很有道理。那场景我至今清晰记得，并一度还觉得有些可笑，一个小孩子的前程，哪是随便的一个人能拿捏得清呢？

    可是，此后每见到孩子有一点成长中的变化，父亲都给予不断的鼓励和指点，有时达到不厌其烦的程度。以至于常见的景象是：老人晚年时常搂着这个孙女坐在廊前的木椅上，向远处的天空遥望着，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他心里的愿景那时也许相当宏大，祈望着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能够不再像他颠沛流离过一生，能够有所发展，尽可能有大发展，替他偿还心中未了的夙愿。如今看来女儿书读得还算不错，以至于就要读到国门之外去了，这在当下是无可惊讶的平常事，而对父亲当年的预测和期盼来说，是否已经达到了他的要求？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我们在墓地上，该想的都已想到了，能说得也都说完了，如果作为一种仪式来评价，也许还稍显随意或欠缺完整，但有什么比内心受到的震动更重要呢？又有什么样的震动能够胜过亲情的滋养呢？至于说到怎样培养孩子，我曾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整个大的过程中基本是无差别的，只是在那不多的细节和关键点上，忽视了它可能起到的教育、感动、弥合、鼓励的作用，也许只因功亏一篑，便落下无法弥补的遗憾。”然而说出这样的结论，除了不够自谦之外，又多少显得对先人们不恭和不敬了。

    此后，我们又与女儿在那个摆满书籍的带有宗教意味的咖啡馆里，进行了一次长谈，再后来便将她送出了国门。女儿在最后分别时，刚走上几步便停了下来，嘴唇喏动着不肯离去，最后急速跑回与妈妈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两行无声的泪疾速地落了下来，于是我知道女儿真的长大了！

    父亲，你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