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楠

　　“兄弟相逢，三杯酒；兄弟论道，两杯茶。”
　　《水浒》，是作为一部小说流传，是封建时代中国农民革命战争毫无愧色的史诗。但他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又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宋史》里所记载宋江农民起义活动是真实的，可是，历史记载中这样一个简单事件，在文学作品中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这说明：水浒英雄产生在农民斗争的中间，人民照自己的意志给以渲染和修饰，使得故事不断丰富和发展，民间艺术家采取了它们，编成“说话”演唱的内容，并进行了更大的艺术加工。从历史的角度讲，宋江起义的规模不可能超过方腊，可是无论从历史角度和小说视角，这部小说都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国封建时代多次农民起义的实际情况与客观规律。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看到《水浒》的历史局限性。《水浒》所反映的时代，确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化的历史时期。北宋王朝，一方面对外屈膝，缴纳岁贡；一方面穷凶极恶，掠夺人民，“花石纲”便是罪魁祸首。花石纲和生辰纲都叫“纲”，但花石纲是史实，生辰纲却是施耐庵的杜撰。花石纲的耗费“类以亿巨万计”，它迫使广大农民群众丧失家业，鬻卖子女，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起来。正如方腊说：“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不堪。”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宋徽宗是花石纲之役的罪魁祸首。《水浒》写“花石纲”却轻轻一笔带过，写“生辰纲”却花了不少篇幅。并且经过精心设计，安放在投降派宋江出场之前，为宋江私放晁盖作铺垫，目的在于着重表现宋江的“义”。《水浒》编撰者不画实物而画影子，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这样，皇帝的罪行不见了，宋徽宗是个“至圣至明”的好皇帝；贪官的罪行突出了，被推到第一线，作了替罪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缩小为个别官吏的贪赃枉法。一场规模浩大，历时二十年之久，像瘟疫一样的大灾难——花石纲，被化为几担过生日的礼物——生辰纲。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本质，也表明《水浒》作者是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因此，把宋江起义描写成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攻城夺县的人民大起义，也是符合这一时期历史生活的真实。如果说宋江起义有什么纲领性方针，我暂且把它称作“虚拟共产主义”，这在《水浒》里表现得很明确，即所谓“论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阶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作者的这种虚拟共产主义当然远不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这除去时代条件的不同外，规模、时间上而已有很大的差异。从抗击官府、攻夺县城、粉碎祝家庄，到打败封建统治者的多次进攻，正是他们破坏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的有力证明。水浒义军的起义的时间很短，在聚义的时间又没有远离他们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口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目标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却没有提出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要求，没有觉悟到必须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变农民的生活境遇。特别是由于忠义观念渗透着他们的反抗行动，宋江的妥协投降路线又占据着统治地位，从而终于酿成了这次起义的悲剧结局，不过他们的反抗行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一代王朝统治。梁山义军从霸踞一方、抗击官府，到攻城夺县，粉碎祝家庄，打败封建统治者的多次进攻，自然是破坏封建制度的最鲜明的证据，就是他们平时最小规模的活动里，也反映着这样的精神。总的来说，“反官不反君”，是水浒义军的的主导思想，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
　　虽然如此，但是水浒英雄的义，又终究不尽相同于《三国演义》刘备、关羽、张飞的结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为了“破灭黄巾”、“上报国家”的基础上，后来也不是尽义于公，尽义于人民，而是尽义于个人和兄弟。可惜的是，他们的起义又和忠君思想混杂在一起，终于不得贯彻始终。从水浒义军的反抗行动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直接压迫他们的人，却不反对那祸根子——至高无上的皇权。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期待着招安。这种精神面貌在《水浒》中虽然表现得错综复杂，却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他们所处的是“天高皇帝远”，直接深受其害的是贪官污吏，在他们的眼中，这些贪官污吏，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老官仍然是真命天子。
　　一言以蔽之，《水浒》中的人物把“忠君”和“忠义”混淆了，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施耐庵在创作《水浒》时，也曾被这种封建忠君思想所左右。这是大环境使然，不是某位作家及水浒英雄的错，是时代的错。阮小五和阮小七在与官府的第一次冲突中，曾经哼唱过这样的山歌“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其中,“赵官家”是指当时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者，而“酷吏脏官”又是指谁呢？当然是除了皇帝以外的贪官污吏了。贪官污吏，用如今时髦的话讲叫做“腐败”。反腐需要从理念上正本清源，梁山好汉只是将反腐矛头对准个别贪官，如蔡京、童贯、梁中书等，而没有将矛头对准让腐败得以产生的制度，也就是说实施的只是个案反腐而非制度反腐，这样的反腐根本不能触及腐败产生的制度基础。同时，他们的反腐手段也是非法的，采用武力“以暴制暴”，《水浒传》中的杀人犯何止武松一人？我们本不该苛求一次这样的农民起义，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硬伤，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把这个规律性落实到作者具体描写的人性上，笔者认为林冲算是一个引领全书核心神髓的人物。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但他绝不是可怜虫，而是忍辱的英雄。在《水浒传》英雄形象的塑造里，林冲是唯一不以性格的终结形态出现在读者的面前的。他不仅在斗争中骁勇和坚决，后来的大势所趋的招安局面里，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对贪官污吏的决绝与对当时尴尬处境的无奈，主观与客观的巧妙结合，形成了一个丰满立体的林冲，他只是想反抗，但是在思想上也没有深远的超验意识，他是农民“虚拟共产主义”的践履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笔者这里分析水浒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否定水浒起义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而是想说明，《水浒》作者是在怎样的历史深度上，反映水浒义军的斗争生活和复杂的精神面貌。作者观察不是表面的，他敏锐地抓住了农民义军的生成、发展和失败的时候，意识到了他们思想上的复杂悲剧矛盾，通过真实、绚烂的艺术形象，从封建社会农民反抗必然失败的历史高度上，把他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水浒》不仅具有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