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诗、品诗、富有诗情画意的民族。诗言志，就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诗情的最凝练的概括。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都在求“志”，也一生都在以诗言志。《沁园春·雪》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胸怀和恢宏气概，把多少仁人志士引向了光明；叶帅的一首《攻关》激励了多少莘莘学子勇攀科学高峰；郭老的《科学的春天》以诗一般的语言，让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感悟到自己所肩负着民族的历史重任；陈老总的《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更展示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世代情怀。
　　　我们的国度，从来就不乏诗的语言、诗的文字、诗的呐喊和诗的心愿。从远古诗一般的文字到《诗经》；从《离骚》到汉赋；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从《红楼梦》到“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从《女神》到《沁园春·雪》；从社会主义新诗到朦胧诗等等，既展示了人类的变迁，又讴歌了人民的美好心愿。 
　　　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因人性挣脱了宗教势力的羁绊、因人的思想的空前解放，曾催生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二十世纪中国“五·四”运动之火的燃起，传承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光辉，催生了一个政党的诞生，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人民描绘出了春天的故事。当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赓续得如此接近的今天，诗歌，理应成为民族复兴的鸣镝，思想解放的号角，人民前进的心声，和谐社会的宣言。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毛泽东在与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歌创作时指出：“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1965年毛泽东致陈毅信中又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鲁迅告诫青年作者，诗歌“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中国诗歌经过至少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然而可惜的是，近10年来诗歌衰落趋势比毛泽东、鲁迅当年批评和预见的要严重得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追求高远志趣的人少了，见利忘义的多了，社会上弥漫着浮躁、实用的气息。特别是我们的青年，从娃娃时就开始背咏唐诗宋词，可很少能写出抒发自己豪情壮志的诗歌。无志何以成诗、成好诗！
　　　诗歌，是人类思想的哲学表述，是人们精神家园的至高境界，也是对时代生活的崭新创造。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时代，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新诗体”，就必须深入研究、大力传承中国的诗歌艺术，让诗歌反映出和谐社会的时代风貌。诗言志，首先要从小立志，让青少年们真正懂得读书、学习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准备。其次，全社会要勇于追求高远的志趣，人的思想不能被金钱、名誉、地位所左右；最后，要努力塑造一种淡定的心境和与时俱进的胸怀。有了这样的民族素养和精神追求，才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诗歌艺术。
　　　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前的黎明时刻。在这样的时代里，应该是我们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歌赋艺术大发展的时期。面对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面对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拥的伟大时代，把我们的志向立起来，别再让我们的诗歌显得那样苍白；把我们对人的思考抒发出来，别再让诗言志远离真诚的情怀。讴歌吧，我们的时代，放歌吧，祖国的青年！
　　　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同样，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诗和诗的巨擘并能产生诗的巨擘的时代。让我们满怀豪情去热烈地拥抱诗歌、拥抱新诗的春天早日到来吧！
　　　　　　　　　　　　                                    
　　　　　　　　　　　　　　　　　　　　　　（作者单位：抚顺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