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华

    在章党街要数标志性的建筑，照相馆肯定要列前几名。那幢举架高出民宅不少的红砖白瓦近乎正方形的房子，鹤立鸡群般坐落在沿街的马路旁，与对面当地最高权力机关章党公社三层小楼遥相呼应，中间开门，两边宽大的橱窗镶满了照片，里面有大幅的“彩照”（人工上色），也有小幅的黑白照片，招惹的路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这虽有照相馆显示自己拍摄水平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展示，拍照片也得去那里，因为它是章党唯一的照相馆。

    小时候能照张像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平时谁都舍不得花这个钱，一般都是过年过节、远方来亲戚、同学朋友分别、结婚过生日、毕业参军等才去照相留念。

    每当要去照相，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有时还要找别人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还记得我们家去拍全家福的情景，先在外屋交钱开好票后，就到里屋拍摄室排队等着。这时可以做拍摄前的最后准备，整理整理衣服，用照相馆提供的梳子再梳梳头。等到该我们拍照了，按照相师傅的要求，父母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们姊妹四人站在后面，他过来扒拉我们向左向右靠里靠外，摆好姿势后又过去把旁边的大罩灯拉过来，或抬起来或低下去，然后钻到一块黑布下，在一个小箱子里鼓捣着，一块小板啪啦啪啦的插来插去，透着一股神神秘秘的气息，我们身体僵硬的很不自在也不敢动一下。鼓捣了半天，他终于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孩儿玩的皮球似的东西，用一根胶皮线连在小黑箱子上。竖起他的左手说：“看这里，眼睛不要眨，笑一笑”。

    突然“哗”的一道白光闪得我都找不到北了，还没等缓过神儿来，就听他说：“好了，下一个”。我们拿着一张上面用圆珠笔潦草地写着取相片日期的小纸单，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实在受不了漫长的等待，还差两天我就急着来到照相馆，负责取照片的阿姨一看我递给她的取像单说，还没出来呢，就又推给了我。

    照片取回后，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镜框里会零零碎碎贴好多照片，要是有个穿军装的，更是展扬的不得了。那时你家里有什么人，有什么亲戚，外人来了从镜框里就会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去二校上学的路上，如不抄近道就会路过照相馆。一次放学，我和三个同学一起往家走，也不知怎么心血来潮，顺着马路一直走到了照相馆门前。趴在门口橱窗看了好一会儿里面的“美人照”，还议论那里边我们认识的“谁谁谁”长得好不好看。像是受了感染一样，

    我们跃跃欲试也想照一张，大家把兜翻了个底朝天，凑在一起才一毛二分钱，我忽然想起书包里妈妈给的买本钱还没用，便狠了狠心拿出来拍了一张二寸的合影。因为一份只有三张照片不够四人分，又加洗了一张。

    当时还时兴在照片上写一句时髦的话，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革命友谊”、“志在四方”等等。有一次我和邻居家伙伴儿志刚想照张相，因为钱少，我俩只能照一张半寸的，也想赶时髦写上几个字。照相师傅一看半寸的俩人照还要写字，很不乐意的说，写不了，快坐那儿吧。我俩在板凳上还没做稳，就听“咔嚓”一声拍完了。本想如果照的好就放一张二寸的，可惜没能实现。如果这张照片能够保存下来，估计会很逗吧！

    稍长大些后，我喜欢上了画画，也不知深浅地就给照片上色（我们管se叫sai），开始时没经验就是平涂，缺乏立体感，后来逐渐掌握了一些技巧，还真跟彩色照片差不了多少。

    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所限，我到照相馆拍照片最多的，还是在稍大一些时候和同学老师的合影，那主要借了我是学生小干部的光。69年从一校来到二校“小学戴帽”，我被选为红卫兵团副团长，也记不得是哪位有心人（应该是哪位老师），组织兵团成员及相关老师和“工宣队”师傅拍了一张纪念照。

    70年我刚入抚顺市21中学，就被选上了学校红卫兵团委员，与上面三届学哥学姐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我写这些，并不是故意显摆自己，而是想通过这些生动真实的照片，去还原我们的学生时代，小学念两次六年级，中学里同时有四届学生，学校不仅有老师同学，还有“工宣队”领导一切。这在正常的教育体制中应该是见不到的。我想以后也很难会再出现，这也是相片中隐含的价值所在吧。

    照相馆，感谢有你，把我青涩的身影定格在了一张张照片上；感谢有你，为章党人记录下了那个年代的欢笑与梦想；使我们还有机会去把那美好与温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