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远
乱酒记
    其实就在前一天，也就是十七日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就小喝了一把。那晚，弟弟开车带我从老家红透山矿去清原县城镶牙，我说：给小文谷红也叫上吧，免得咱孤单不是。弟弟说镶个破牙也兴师动众的，你不会是提醒人家慰问你吧。我说这牙口也吃不了啥啦，只能收钱。
    车先接了小文，又停在谷红家的楼下。谷红媳妇推开窗喊：老同学，上来啊！我挥挥手：等我戴上假牙你再请我吃饭吧。
    对了，这里得交代一下：我和小文谷红还有谷红媳妇是同学，从小学到初中都在一个班，是最铁的那一部分，就连留级这样跌份的事儿，我们也是同舟共济，以致就有同学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们是四人帮。当然，这里的四人帮不是王张江姚的四人帮。
    车从红透山矿开到清原县城，需要四十分钟左右，之所以舍近求远，不在沈阳而来这里镶牙，一是因为这儿的牙医是我朋友，让我信任。二是每次来治牙，都可以顺便回老家看看，等于省亲，谁让咱是个讲情重义的人呢。但小文就不领情，认为我回老家治牙是为省钱，沈阳贵啊！甚至揶揄我是混酒。这厮。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喝上了，虽然各自在家都吃了晚饭。但饭不代表酒呀。记得当时我躺在牙社病床上正呲牙裂嘴地接受牙医左调又整时，谷红就在一旁唠叨，嘱咐牙医给弄结实些，一会儿咬花生米别咯下来。小文更损，说这回再上歌厅跟小姐做嘴能合齿了，不像以前，小费都给了，却只能在人家的人中附近出溜。贫归贫，我治我的牙。
    我终于戴上了假牙，尽管有些不适应，用舌尖舔舔有一种咀嚼脚指甲的感觉。但我还是跟他们进了酒馆，不过前面已经说了，这晚只是小喝，每人三瓶啤酒吧也就。当然弟弟没喝，他开车。当然也上了花生米还有狗肉什么的，总之，用波的话说：菜挺硬。
    十八日上午，矿机关楼前彩旗招展，气球飘扬，大红鞭炮挂满马路两旁的电杆和树杈上。人头攒动，警察逡巡。今天是矿山更名换牌的日子，省市领导、兄弟单位及新闻记者蜂拥而至，共同庆祝和见证一个古老矿山的改革变制。做为家乡人，我当然不能无动于衷，矿兴我荣矿衰我耻的责任感一直牢记在胸。虽然一九九八年，我就辞掉这里稳定的工作，只身漂泊沈阳。八年时间，抗日都胜利了，我却除了写了些字几乎一事无成，这样，家乡人还以为我出息了，很风光在省城。所以，当我挎着相机穿过会场警戒线与领导握手同保安点烟时，乡人无不艳羡，可我内心里却很清楚：自己又一次装大了！后来六子说：我在外面喊你五声了都，你才回头。
    六子也是我同学。六子喊我时我正在抢拍矿长也就是现在的董事长宣布揭牌的那一瞬，那一瞬我肯定是装模做样的可以以致没有听见他叫我。六子说中午哥几个喝点吧，别让矿里招待了也别惦记那点纪念品了，当个破记者别连吃带拿的争点脸。
    这时就听到了鞭炮声，但不是挂在马路两旁电杆树杈上的那些鞭炮响，而是零星的几点劈啪。一看，乐了，原来是我的另一个同学王卫东，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小鞭，居然装满了裤兜，一会儿掏出一颗点燃，一会儿掏出一颗点燃。眼看引来了保安，六子就劝他回家。他说他这是祝贺哩，因为矿山改制，工人都涨了薪。我拉他一起去喝酒，他说：刚喝完，下夜班，得回家觉觉了。
    原本中午只有我和六子小文大人和关厂长的酒局，谁知刚落座就来了宋文和长辉，又因为没有女生，长辉便带了媳妇。这样人也算齐了。我跟长辉媳妇碰杯时说：谢谢光临！不然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喝个啥劲啊。长辉媳妇说了句什么我没太听清，大意是代表全矿女工欢迎省城名记云云。
    两杯白酒落肚，我就有些大了，这时，服务员还在一瓶瓶地往桌上搬啤酒。头晕，可撤是不可能的，每次回老家见到这帮哥们都是这样，我也只能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况且今天是矿山的大喜日子，咱不喝谁喝？其实，事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就是到了后来，包括晚上的两顿也没有怎么激烈，甚至与我从前回来的若干次大酒相比，还要逊色得多。这次之所以写出来，不过是想作为一个记录，或者说是我的酒肉生涯的一次巡礼。
    言归正传。从酒店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大家作鸟兽散。关厂长带我去他们的工厂。时值冬日，厂里工人已经放假（为了节能，他们厂每年只有春夏秋三季生产），原本不大的院落显得愈加安静，早已不见往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关厂长办公室里的墙上挂一书法条幅，乃小文手书：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小文现任该厂副厂长。这不禁让我想起那年高考填写表格时，小文在特长一栏挥笔写到：爱好书法。想想，又添上一句：擅长毛笔字。引得同学一阵大笑。
    坐进厂长办公室的沙发里，我就有些迷糊了。迷糊了关厂长也不许我睡。他说我应该写写他们厂，尤其是他上任以来，是如何带领全厂职工励精图治扭亏为赢的。我说我也不管这片啊！再说了，你总让我喝大我能写什么呀。说着说着我就睡了，中间接了波的一条短信，问我怎么还不回去上班。我回：酒休。
    五点多钟吧大约，关厂长叫我，说人已到齐，该走了。我问去哪？悦悦酒家。悦悦酒家是他们的点，也就是说是他们哥几个经常吃喝的地方，当然每每都是AA制。席间除了中午的六子大人宋文长辉媳妇外，其他都在，另加医院石书记坑口张区长及谷红老王。两瓶老白干两箱天湖（啤酒）。石书记痛风忌酒，就自告奋勇要了5瓶矿泉水。谷红买了20只林蛙，交厨师加工了。
    这阵势就不仅仅是波说的菜挺硬了，而是相当地硬。但我不得不坦白：这次我耍赖了——我把自己的白酒偷偷地换上了石书记的矿泉水。小文发现了但没吱声，他知道白酒不是我的强项，每每举杯时还假惺惺地劝我口大点。
    红透山是我的故乡，也是东北最大的铜锌矿山，这你是知道的。这个矿山已经具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如今虽然产量减少，但是领导班子锐意改革，大胆创新，提出以矿办厂、以厂养矿的正确方针，几年来，不但没有像其它老矿山一样关门倒闭，反而如日中天，取得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每当夜幕四合，矿区公路两旁的歌房舞厅里就会不时传出优美的音乐与跳动的舞曲，恍若城市之梦。
    现在想来，我与小文是什么时间与大家走散的已经不重要了，我只依稀记得大家在酒楼喝净第二箱啤酒后，我还张罗要来着，后来就懵里懵懂地趴在桌上睡了。再一次醒来时，我已经斜靠在小红歌厅包房里的沙发上了，身边坐着一个女孩，好像是歌厅的服务员，她正一个劲地给我倒茶水剥橘子，桌上摆着几个半空的啤酒瓶子。电视机里的影像跳来跳去，但我还是看清了罗大佑，也听到了那嘶哑的声音：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
    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
    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门开了，小文走进来。举起杯子，我俩又干了下去。
骑车记
    博友小谢，家住重庆，最大的爱好可能就是骑车旅行罢。无论黄金周节假日，还是星期天，她都会约上一帮骑友，蹬上漂亮的山地车，从城里到城外，从平坦的公路到崎岖的小道，寒来暑往，从不间断。这让我很是羡慕，心想，如果我也生活在重庆，一定也会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然而，我却生活在遥远的东北。这种羡慕，只有在她的博客里偷窥一二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还没有骑过自行车呢，这辈子，谁还没有骑坏或骑丢几辆自行车呢！——我就是一个例子。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住职工宿舍，每天早上上班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矿山的公路是一个长长的漫坡，工人同志们手提铝饭盒身穿工作服，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或埋头匆匆行走，远远看去如一条涌动的河。上班途中，不骑车也就罢了，因为上坡费劲。但下班时刻，跨上自行车，一任轮下生风，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快意，这种快意，在无车族的心里潜滋暗长。
    那时，矿山没有什么娱乐场所，没有歌房舞厅桑拿洗浴中心。电影院里并不常放映电影，俱乐部中的文艺演出也总是要等到七一建党八一建军十一建国的特殊日子，才能对外开放，且要凭票入场。酷暑难奈，睡不着的矿山人就只好走出家门沿街散步，老人或可寻块空地扭扭秧歌，年轻的后生则打牌喝酒，但，总有腻的时候。后来就索性三五成群地拥向几公里外的浑河岸边，尤其是带上女友，仿佛那里才是自己的欢场。
    但前提是：必须有一辆自行车。
    那时，我还没有女友，也没有自行车。每次和朋友玩，总要借大哥的车——那种28加重型的永久牌，对于身高只有1.66米的我来说，就颇有些招架不住的意思。后来，我调到一所学校当老师，因为距离住处较远，就只好借钱买了辆自行车。新叶牌，绿色，26型。我请人将车子装好，又去商店买了块红绸子布，将其缀在后轮挡板上的车灯下。不难想象，从此以后，我每天骑着这辆崭新的飘着红绸子布的自行车穿行于矿山的大街小巷，是多么的惬意！
    之后有了女友，自行车架上就不仅飘着那条红绸子布，也飘着女友长长的秀发了。我们不仅去矿区外的浑河里游泳，也去附近的农村吃香瓜啃苞米，甚至星期天骑上四五个小时回到老家看望父母，既省了车票钱，也加深了感情。若干年后，已成为我妻子的女友恨恨地对我说：你知道不？你给我的所有爱情只剩下我们一起骑车去郊外看夕阳的那一刻了。
    我无话可说。那一刻总是那么短暂。
    1998年春天，我辞掉工作，只身来到沈阳，寄居辽宁大学边学习边打工。打工的单位与辽大虽不是很远，可以乘公交车往返，但我还是花了100元钱在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骑了二年，丢了。侄儿又送了一辆七八成新的车子给我，不出几月，也丢了。这时我已换了单位也换了住处，上下班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自然也无需什么车子了。但不能说自行车就没有什么用途了，城市这么大，有时出去办事总不愿挤公交车这上那下的。难怪诗人阿坚在北京，多少年了还是骑辆破自行车转——方便呀！可惜，我却没有了自行车。
    SARS那年，一位外地的女友来沈阳，我说非典时期千万别乘公交车，我去车站接你。女友感动。可放下电话我却有些迟疑了：不让人家坐公交车难道我有车？打车去？可车站离我住处并不远啊。倒不是心疼那十几块钱，主要是人家大老远的冒着危险来看你，你总得拿出点诚意不是。同舍的大祝说：骑我的自行车去吧，即安全又浪漫。
    对！骑自行车去。大哥已经多年不骑自行车了都。
    于是找出钳子将大祝的自行车车座放矮，只一遛，我就跨了上去。后来，坐在我身后自行车架上的女友一边往下摘她的口罩，一边小声揶揄道：听说你在省城混的挺好，我还以为你是开车来接我哩！让我一阵脸红。
    同样也是非典这年，五一长假，全国各地一片惶恐，禁止外出旅游。如此，家在外地的我和大祝只好闷躺床上，俱事无心。这时我突发奇想，对他说：要不咱俩骑自行车回家得了，警察总不至于限制骑车吧。他说：那可是二百多里路呢。二百就二百。于是我跟单位的头儿说，我要出去采访而且是骑车去，看看非典对这个黄金周旅游景点的影响。头儿高兴，认为我这样的记者很敬业，只是她的车子太小是坤车，不宜远行。我说没事，车子我自己解决，给我开张介绍信就成。
    这是我最远的一次骑车旅行，确切地说是骑车回老家。但因为向邻居借自行车耽误了时间，我和大祝下午1点多钟才出发。那天天气倒是颇为晴朗，只是有些逆风。车未到抚顺时，我就给那里的朋友发手机短信，让他们站排在马路两旁举着小旗夹道欢迎。朋友却回：别闹了，诳谁呢非典时期！无奈，我与大祝只好一气骑到施家沟——过抚顺市的第一个小镇。此时，天色已晚，我们只好找个旅店住下。
    这是个不大的旅店，吃住全加在一起每人不过30元钱。我买单。可大祝也是讲究人，他说我请你足疗吧。老板说足疗他家就有，还便宜。
    其实，我们在城里是很少做这些东西的，但今天不同。今天我们的脚的确是累了——它长这么大也没跑过这么远的路呢。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让小姐给我的自行车也按一按。当然这是一句笑话，就是我们也没有按，因为叫来的两位小姐都是我们的老乡，论辈份还得管大祝叫点啥。次日早，我们赶紧蹬车逃离了这个小镇，只是辛苦了脚和车。
    二百多里，我们用了近一天半的时间。当然，这中间包括我们的食宿和游玩——前面已经说了——我要到沿途的一些旅游景点搞调查——铁背山上的元帅林，我们就转了三个小时。尽管这次经历在博友小谢那里肯定算不了什么，           （转15页）（接10页）但我还是时不时地跟朋友们显摆一把，甚至怂恿大祝什么时候再来次大的（也是真的）单车旅行，比如从沈阳骑到新宾桓仁再从丹东宽甸回来，那时，再到哪个旅店做做足疗什么的，也许就心平气和坦然自若了。
    我的这个愿望终没有实现。非典过后第二年，大祝就去了北京。尽管这时，我又有了一辆新自行车，这是本地一家报纸搞促销活动的奖品，我的一位在报社负责发行的哥们送的。他说你订一份报纸就给你一辆自行车。我订了。倒不是为了那辆车，而是帮他完成订阅任务。可惜这辆车也让我给弄丢了。
    那日，五小哥请我吃饭，三十几块钱的酒菜，半个小时就被我们一扫而光。出得门来，一看车没了。我说这究竟是哪多哪少呀。五小哥说，反正你也不大骑这车，丢就丢了吧。是的，这车我的确没大骑，因为我现在上班的单位很近。但这车却坐过一个女人，我带她从我的住所到郊外。那是一个秋天，天很高很蓝，金黄的树叶洒落一地，自行车轧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当然，这都是些陈年往事了。
现在我骑的是一辆很旧的山地车，每日除了接送女儿上学放学外，基本不用。不用时，它就停靠在我们小区门前的那株桃树下，如一位多年的旧友，望着我来去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