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宜

    黄河，这条裹挟着黄土与时间的巨龙，在兰州城腹地劈开一道狭长的河谷，造就了丝绸之路上最富冲突感的城市。向西，敦煌的沙粒掩埋着佛窟的千年低语，风蚀的壁画讲述着美的易逝与永恒；再向西，嘉峪关的城墙在祁连山与黑山之间勒紧历史的咽喉，六百年的风雪凝结在每一块定城砖上。从黄河的咆哮，到沙海的寂静，再到雄关的峥嵘，这是一场沿着文明褶皱与地理裂痕的深入，触碰西北粗粝肌肤下跳动的灵魂；从被低估的起点，到消逝的月牙泉，再到铁壁般的关隘，每一步都是对“边塞”固有想象的颠覆，对脆弱与坚韧并存的西北的朝圣。

兰州篇：溯河穿金城

    兰州，大抵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外，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地方。人们对于兰州的印象，开始于拉面，成就于黄河，复兴于宋冬野民谣中的那句“陌生人，请给我一支兰州”。然而少人知道，兰州是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也是丝绸之路上最具冲突的城市：对于新疆、西藏，甚至青海人来说，兰州是繁华的内地；而对于东部人来说，兰州是响彻驼铃的西域的开端。

    作为黄河流域唯一被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魏时在皋兰山西北筑城。据《汉书》记载，兰州城池坚固，故命名为“金城”，如今兰州北山的山岩上，“金城关”的碑体依然耸立。这里是扼守黄河兰州段最险象环生的关隘，这里是西北最具战略意义的重镇。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古金城成了今兰州。

    既险要又通达的地理位置，降低了人们对于兰州挖掘的兴致，往来行人总是从这里中转去西北以西更为遥远的目的地，留给兰州许多风光惊世却少有驻足的处女地。行路兰州，经常会顿生一种厚重和惊喜：“厚重”来源于公路经常与黄河交错或平行，侧目即是黄河的波涛，倾耳即是黄河的咆哮，呼吸即是黄土的质朴；“惊喜”来源于古镇、古城在历史上的如此辉煌，丹霞地貌的如此壮阔，却意外地不为人知。

    鲁土司衙门，探寻黄金家族的后裔

    如果说狭长的甘肃省从东部的阿拉善一直横跨至西部的祁连山，充满了戏剧性，那么兰州这个省会简直如出一辙。301省道北的鲁土司衙门属于兰州市永登县辖区，却距离西宁更近。永登县被东北方的藏族自治县和西南方的回族自治县包裹，而鲁土司衙门却是蒙古族先祖叱咤一时的黄金家族后裔所遗存的古迹。

    走进鲁土司衙门，十九世，562年荣辱，近650年历史……当年不可一世的贵族与波谲云诡的斗争，如今只剩下后花园中那一棵寂寂无闻的酸果树把稳健的根脉深入黄土。我们熟悉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生了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意外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大多数人只知道藏族土司、土家族土司、彝族土司等，却从未想过在陇上有这样一位蒙古族土司，而鲁土司的家族可谓是兰州版的《尘埃落定》。

    衙门周围是一座建制恢弘的土司庄园：衙门、沁园、花园、妙音寺、显教寺、雷坛等一应俱全，与北京王宫府邸类似的格局，让这里坐拥“西部小故宫”之称。衙门的主人是世袭的正三品官，先祖脱欢是成吉思汗第六子阔列坚的玄孙，在明军攻克元大都后，他收藏了黄金家族的锋芒，从此流落河西，偏安一隅。

    在鲁土司的血液里，仿佛从来都没有蒙古先辈们的野心，流淌的是历尽劫数、荣辱不惊后对于“止戈”的向往。曾经的鲁土司家族人才辈出，英勇善战，为封建王朝所倚重。土司在辖地享有绝对的权力，提督军门两侧分立“生”、“绝”二门。满清入主中原后，雍正帝曾对西南的叛乱土司施行归土改流，废除了世袭土司身份，其辖地复归流官治理。鲁土司安分守己，被保留了下来。牌楼正中，清嘉庆帝御笔赐书“世笃忠诚”。

    也许是代代出征，人人作战，让鲁土司一家对于府邸格外用心，他们尽其所能地打造着一个西部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家园。一层层院落，一道道门墙，看到的是雄伟森严，雕梁画栋，绚丽巧妙。通过独具匠心的设计，建筑依次抬升，行程数门直线贯通、院落紧密相连的结构，颇具帝王宫殿般的气势，成就了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

    没人说得清楚，这样能将辈出的忠烈之门为什么会走向衰落。从主观上讲，土司安逸享乐，大兴土木，疏于练兵又近亲联姻，从而人丁单薄、后嗣空乏。从客观上讲，改土归流后西北的土司虽被保留却再不受朝廷重视，随着清廷腐败、列强侵略，尤其是民主共和制建立后，土司只能随着封建制度走下历史舞台。但鲁土司衙门的故事，即便尘埃落定，却依旧在如我这样的见证者和越来越多的发掘者中历久弥新。

    猪驮山，览丹霞何须至张掖

    1928年矿床学家冯景兰，将分布广泛的第三纪被流水、风力等风化侵蚀所形成的堡垒状的山峰和峰丛、千姿百态的奇石、石桥和石洞的红色砂砾岩层，命名为“丹霞”。“丹霞”一词源自曹丕的《芙蓉池作诗》，“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这种地貌为中国人所发现，中国人所命名，更广泛却孤独地分布于中国。

    丹霞以甘肃张掖、贵州赤水、福建泰宁、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为著名，而张掖的七彩丹霞更是丹霞中的绝唱。这种珍贵而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地貌风光，却意外地在兰州永登猪驮山连绵起伏着。

    “两河夹三山”的永登县，秦王川盆地之上石质山地与黄土丘陵纵横交错。这里是青藏高原东北部与黄土高原西部过渡地带，更是祁连山支脉东延与陇西沉降盆地间交错的过渡地区。山峦重叠，丘陵起伏，河水纵贯。高耸入云的乌鞘岭矗立县北，黄河在县南蜿蜒流过。从鲁土司衙门驶出上京拉线，后转到沪霍线，行驶100余公里就到了猪驮山。连绵的古陆块的河湖盆地中，在漫长的地质时期里，陨石撞击，冰火更替，板块运动，群山隆起，让这些原本沉睡在水底，通体泛红的砂、砾岩层也纷纷破土而出，接受风雨和岁月的磨砺。

    猪驮山原名“萱帽山”，自宋代以来，山上西山寺千年香火延续。清文宗咸丰己未年刻制的《西萱帽山庙宇并立碑志》记述，庄浪县之南有堡曰苦水，堡西二里许，层峦叠嶂，钟灵毓秀，望之蔚然而深秀者萱帽山也，“萱帽猪驮”成为兰州胜景。

    车子行进到猪驼山主峰所在地，放眼望去，尽是丹霞。与他地寸草不生的丹霞不同，猪驼山的苦水丹霞山上，绿草如茵，一派生机。以为苦水丹霞的特殊地质条件，每当下雨后，雨水渗入丹霞山下，因为丹霞山的底部地址结构紧密，土层密实，雨水便溢出丹霞山，再加上地下水上用渗透，故而丹霞山间便形成了一处处低洼的苦水池，也使得此处的丹霞生机盎然。

    河口古镇，曾经的西北海关

    从猪驮山驶出10余公里可以看见一片繁荣的古镇，那就是河口古镇。早在汉魏时期，这里就是通往河西走廊、湟水流域的交通要道：西北有兰州—河口—新疆的通道，西南为兰州—河口—青海的要道，成就河口古镇“金城西大门”之称。如今，国道312、109线、兰海高速公路、兰新铁路在此横穿而过。

    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河口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史料记载，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奉旨与吐蕃松赞干布联姻，她从长安出发，历经陇山、天水、陇西到兰州，由河口渡过黄河，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拉萨。河口村北有座莲花山，藏传佛教传说，文成公主正是在河口莲花山被点化成佛。1877年，左宗棠率兵西征，也是路经河口通往新疆。左公带领戍边将士，一路插杨栽柳，在通往新疆的路上种下了一棵棵杨柳，为塞外的荒寒之地披上绿色，被后人称谓“左公柳”。

    河口古镇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通商的重镇、军事上的天然屏障，同时还是重要的国际通道。走进依黄河而建的河口村西门，迎接来客的一排排古朴的建筑物次第映入眼帘。一块砖一片瓦里蕴藏着丰富的故事，诉说着辉煌与霜染。早在18世纪70年代，俄国即在嘉峪关设立领事馆，并取得了嘉峪关通往河口经商贸易的特权；抗战时期，我国在河口置兰州海关，行使国家重权，检验检查往来的客商，成为“西北第一海关”。

    今天若来到河口古镇，徜徉在宁静的村街小巷或是黄河古渡口，那些厚重的大门、古朴的砖瓦、精致的木雕、静默的船和树，不仅是眼里的风景，更是一段又一段铭刻着西部乃至中华沧桑的历史对白。

    青城古镇，以狄青命名的中国水烟之乡

    一路行至榆中县北部，黄河南岸，突然在黄土、黄河中闪现一座虽古朴却鲜艳的小镇。沃野千里，黄河丰富的水流灌溉滋润着这里的生灵，使这里名副其实“陇上江南，鱼米之乡”，这就是青城古镇。

    且看那潺潺的黄河曲处，身后的老房子安静的座落在河水边上，散发着古韵的余香。灯笼心口的烛光明亮了起来，街头叫卖声此起彼伏，心口那道缓缓的情绪也终于变得柔软。过往有些自行车的穿行在石板路，还有行走着的稀疏的人群，这是对青城古镇最初的印象。

    在青城古镇的城隍庙前，全镇中最开阔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传神而英武的塑像刻画着北宋时代名将狄青。狄青勇而善谋，最知名的莫过于在宋夏战争中，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青城之“青”就来源于狄青之“青”。据史料记载，唐朝在此修筑龙沟堡，北宋仁宗年间，时任秦州刺史的宋朝大将狄青为防止西夏入侵，凭借黄河天险，在唐朝龙沟堡的基础上增筑了新城。因为新城东西长，南北狭，故称“一条城”，后为了纪念狄青，将“一条城”叫做青城。

    青城发迹于水烟。走进罗家大院，十六道门互相连通，设计独特，布局严谨，古朴典雅，做工精美，具有山西四合院的建筑风格，是青城地区保留最完整的古民居四合院群落之一。但最终会被一座巨大的木质机器所震撼，而这正是整座青城古镇繁盛的根源。从木质机器开始探究，可以看到青城勤劳而富足的一面。木质机器是用以制作水烟的机器，凭着水烟，青城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水旱码头和商贸中心，唐宋元明时期的边塞军事重镇，被誉为“黄河千年古镇”、“中国水烟之乡”。坐在正厅太师椅上，手握精致的水烟壶，壶中隐隐飘出烟味不禁让人迷醉——这是历史的味道，这是青城的味道。

    青城的繁盛不仅仅体现在熙熙攘攘的经贸、重要的地理位置，更体现在人们对于知识及世界的探索。始建于清道光十一年的青城书院，作为历史上第一所官批民办、民间管理的教育机构，距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为止甘肃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座清代书院。在这样一个因水烟而起的古镇，读书却意外的成为了每个人的信仰，书院成了全镇最庄严而神圣的所在。如今，每到中考、高考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祭孔仪式。堂内两边柜里陈列的是儒家的书籍，抬头可以看到椽子是方形的，因为这里是给学生立规矩讲道理的地方；梁和柱子是圆形的，俗语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青城入城的位置，保留着兰州乃至甘肃唯一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古家祠——高氏第九氏先祖高秉信发起修建的前堂后墓式祠堂。高姓在清代曾考取了一名进士，两名文举，六名武举，二十二名贡生。高氏家族至今已有二十三世，共有三万八千多人，主要分布在青城、白银、靖远、榆中、景泰等地，青城高姓目前己有三千多人。而青城，就是所有高家人的根。灯笼高挂，匾额高悬。不知现代社会有多少人还讲究家族，热衷传承，但在这样古风古韵的甘肃古镇中，令人深深被家族所塑造的具象化的宗族形态所震撼。

    如果说一位将军奠定了青城城郭，一架水烟发迹了青城财富，一间书院塑造了青城学识，那么这座宗祠就从骨髓、从血液滋养着青城气质，给予每个青城人的灵魂以安稳。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即使身处天涯，只要祠堂安在，那么心系咫尺。

    一路前行，黄河将兰州劈成两半。河两岸南北山夹河而立，兰州人在这条狭长通透的河谷中生息。在黄河浊浪中洗刷过的丹霞、黄土和群山，透着执着和温暖。遍布着丝绸之路的通道驿站、战役频繁的关隘古渡口、香火鼎盛的寺庙佛塔的兰州，天然地具有一种杂糅而浑厚的气质。我就从这里驶过，从翻滚和嘶吼的黄河边，从青石板里渗透出的草上，驶过数百年的记忆的回望，如此动容，如此欣喜。

敦煌篇：问沙叩佛窟

    如果要在中国的地名中，选择一个最意象唯美而内涵深厚的，莫过敦煌。古代人用字面意义来解释“敦煌”地名，如东汉应邵注《汉书》中，“敦，大也。煌，盛也。”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打通了贯连中西的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继出玉门关和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南线到安息、大秦（古罗马）；北线至大宛。旧时敦煌，如同今日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的今日敦煌，像一只灵活的肘腋，捭阖间便是不同的脉络。

    初春开始，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自驾游客沿着312国道，随着空气越来越干燥，海拔逐渐爬升，从西安开始，走进了当年丝路相近的路线。驶过西安、咸阳的盛唐气象，驶过兰州、武威的黄河波涛，驶过张掖、金昌的连绵雅丹，终于，驶入了那个无数人夙夜找寻又为之倾倒、为之感喟的地方。

    从汉唐开始，贸易、科技、文化，中原丝绸和瓷器、西域珍宝、北方驼马，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纷纷在此云集，使得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那被三危山、鸣沙山、罗布泊和天山余脉所包裹的敦煌，看似繁花似锦、熙熙攘攘的敦煌，实则是跳脱各大主要文明和游离历代中央行政管辖的弃儿。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敦煌更是如此，无论是人文风物还是自然景观，都格外的容易消逝。一路驶过漫漫黄沙，在戈壁上挣脱束缚，目睹一场丝路上关于美的脆弱而永恒的史诗。

    莫高窟，从王道士到敦煌学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年，法国作家莫泊桑自杀未遂；文坛巨擘鲁迅开始到三味书屋读书，并刻下一个“早”字；英超劲旅利物浦足球俱乐部成立；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业正式成为了一名医生……在中国的西北，悄咪咪地发生了一件大事：王道士碰上了莫高窟。

    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今日的莫高窟，是一个盛名在外却难以亲近的所在。无论再千里迢迢的慕名而来的游客，都要遵从莫高窟苛刻的条条框框，限客流、限时间、限洞窟，天气不好的时候，甚至谢绝任何参观。很难有人想象，在1892年以前的数百年，乏人问津的莫高窟只能等待与王道士的知遇。

    历史上有关于王道士的记载，余秋雨先生畅销的《文化苦旅》也把王道士推入世人的视线，在莫高窟旁矗立着不显赫的“道士墓”。这是一个戏谑的悲情角色，在发现莫高窟的一刻后，在数次上奏清朝政府只获得空口批复之后，凭借一己之力，开始了浩如烟海的莫高窟的修复工作。褪色，那么就用最炫民族风让神佛重放异彩；倾颓，那么就用最先进的泥胚、雕塑来补足。就这样，敦煌神佛从破旧不堪，变得精神焕发；从婀娜飘逸，变得端正气派。小农意识中的最勤奋的关爱，在如今的考古和文物保护的观点看来，简直是一场灾难。

    清朝满目疮痍，王道士竟成为了敦煌文化在那一刻唯一的卫士。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等人先后来到敦煌，取走大量的文物、经卷。从此，一门国际性学科——敦煌学诞生了。

    有人总结说，藏经洞的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而后，日本一位学者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出，国内一些学者深感有伤中国人的自尊。再而后，智勇双全的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一句不仅不露怯，而且彰显大国气质。

    在莫高窟的参观中，看着不同阶段，留下不同历史痕迹的洞窟，我时刻被感动着。今日莫高窟，所有的保护都胆大心细、励精图治；所有的修复都反复论证、谨小慎微。敦煌人的勤奋，含着整个民族的愤懑；敦煌人的努力，要弥合穿越时空的错漏。那些遗憾的悔恨，那些缺失的痛苦，是多少个殚精竭虑，也要和时间、空间赛跑的不服输的勇气。

    我有幸循着日光，一睹洞内一幅幅斑驳的油彩。车水马龙，漫天飞花，洞天里走出摩肩接踵的形色丽人、英勇武夫。姿容俏丽、服饰光鲜，那一刻我诧异了时空，也走入了敦煌的卷轴。

    雷音寺，玄奘由此上西天

    说来也许牵强，雷音寺，这座位于敦煌市南4公里处鸣沙山下、月牙泉边，香火并不卓著的寺庙，竟有着跨越千年、一路崎岖的三生三世。与莫高窟的盛极而衰、衰极而没、没极而兴的蹉跎不同，雷音寺，经历了五次更名、三次覆灭、两次迁址。曾红光满面，曾形销骨立。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因果等，都在雷音寺的千年轮回之列。

    敦煌有不少谜，莫高窟出现的万道金光就是其中之一。雨过天晴、空气清新的清晨或黄昏之时，如果从敦煌城驱车沿安敦公路向东南而行，就会被几十里以外的三危山呈现的奇特景象所吸引。只见这座陡然崛起、劈地摩天的大山之巅，在日出或落日余晖的照耀下，放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如果你此时正在敦煌干佛洞，你会欣喜若狂地大叫：“我看到了佛光。”现代人，把这种受三危山影响产生的、现代科学可解释的现象取名“三危佛光”。

    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径宕泉河谷时，宿命地邂逅了这“三危佛光”。乐僔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笃定此地必是佛教圣地，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要留下开窟造像。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莫高窟……也让敦煌有了传说中的“西天古雷音”——仙岩寺，也就是雷音寺的前身。

    时间跨越了快三百年，中土波谲云诡、政权更迭，来到了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的天下。贞观元年，寂寂无闻的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抵达西域之前，玄奘在途中经兰州到凉州，继昼伏夜行，至瓜州，再经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备尝艰苦，抵达伊吾，至高昌国。

    《西游记》中，亦真亦假、亦正亦邪的大小雷音寺，纯属杜撰。但玄奘的确到了“雷音寺”，雷音寺并不是重点，只是匆匆行经的一站。这一站，玄奘度得艰难，由于没有合法手续，便混在逃难的百姓之中偷渡出关。雷音寺，见证了功业未就的玄奘，仓皇与悲苦。

    世事变迁，一如雷音寺更名，五代至宋朝复名“大圣仙岩寺”，元明则为“皇庆寺”，清朝尊古名“雷音寺”。此间又经历数次倾毁，重修复建。1990年，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条件下，敦煌发起了重建雷音寺的宏大志向，仅用人民币1700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了雷音寺的重建。僧人四处募化，筹集建材。寺院在毫无外缘的情况下，重建寺院的义举，得到广大信众积极响应，慷慨解囊。敦煌四众团结和合，共襄善举，寺院终于1991年建成开光。

    这座寺龄只有二十七载的千年古刹，终于历尽磨难、再启轮回，重现人间。黄沙漫漫，卷云蹁跹，朔日伤眼。记忆可以封存，可有时也会背叛，忘得了前世因由，忘不了十方世界，亦忘不了雷音寺中的袈衣斯年。有些信念，藏在嘴边，挂在心尖。你看那山色佛光，你看那蓝天胡杨，不见一丝渺茫。

    鸣沙山、月牙泉，相依相偎的地质奇迹

    走出莫高窟，走出雷音寺，厚重的人文掌故之下是敦煌奇特且珍贵的自然风光。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在巴丹吉林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过渡地带，延绵40千米，南北宽20千米，高度100米左右，宛如两条沙臂张伸围护着月牙泉，鸣沙山沙峰起伏，月牙泉波光粼粼，无论从山顶鸟瞰，还是泉边畅游，都会遐思神往，确有“鸣沙山怡性，月牙泉洗心”之感。

    鸣沙山有两个奇特之处：人若从山顶下滑，脚下的沙子会呜呜作响；白天人们爬沙山留下的脚印，第二天竟会痕迹全无。据《沙州图经》记载：敦煌鸣沙山“流动无定，俄然深谷为陵，高岩为谷，峰危似削，孤烟如画，夕疑无地。”这段文字描述敦煌鸣沙山形状多变是流沙造成的。敦煌鸣沙山虽然不高，可山势陡峭，要登上敦煌鸣沙山山顶，绵绵细沙，进一步，退半步。下山时，沙粒会随人流动，发出管弦鼓乐般的隆隆声响，近闻如兽吼雷鸣，远听如神声仙乐，自古人们将这一景观传为一奇。“传道神沙异，暄寒也自呜，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惊，风削棱还峻，人脐刃不平”。这首生动的咏景诗，是唐代诗人对敦煌鸣沙山奇观的描述。

    与隔夜攀爬痕迹便会消失不见的鸣沙山不同，月牙泉的样貌在近100年以来可谓天壤之别。1907年，匈牙利籍探险者斯坦因在从莫高窟驮走了大量经卷时，拍下了鸣沙山沙丘之间的一汪呈大月牙形的清泉。作为地质学上的一个奇迹，此泉因形状酷似新月而得名——月牙泉。最早关于月牙泉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据记载：“千古不涸”、水面、水深极大；据称，直至清朝时，泉面还能跑大船。

    1975年6月，杨家桥公社在“以粮为纲”的精神驱动下，给月牙泉安装了三台水泵，进行大规模的抽水实验。1976、1977年，杨家桥公社开展“学大寨”农业生产竞赛活动，从月牙泉抽水灌田，年提水量3至4万立方米。粮食没打下多少，泉水急剧下降、泉岸严重坍塌，泉眼堵塞，月牙泉告急。至1985年，月牙泉平均水深仅为0.7至0.8米，也无力再成月牙形。这一年，有2000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月牙泉似已名存实亡。

    从2008年，敦煌开始应急治理月牙泉，将党河的地表水抽到调蓄池，沉淀、过滤、澄清后，通过11根井管导水到月牙泉底，进行渗透滴灌。夏天蒸发量大，党河自身难保，滴管的水量更是杯水车薪。党河干渠在酷夏枯竭时，只能在水井抽地下水给月牙泉补给。也许月牙泉命不久矣，也许变成“植物人”的月牙泉早已“脑死亡”，无论是哪种情况，如今的月牙泉都是弥足珍贵的沙漠泉水景观。

    敦煌古城，从电影走出的丝路古镇

    1988年，日本人根据井上靖的小说拍摄一部名为《敦煌》的电影。电影讲述了北宋年间，落第书生赵行德为深入了解西夏文明、只身犯险，后被西夏的汉人雇佣军头领赏识，又搭救回鹘公主与之相爱，最后为守护敦煌文明于战乱而创建藏经洞的故事。电影中，个人的爱恨情仇与民族大义、战争反思、文明传承紧密相连，让人似乎梦回一千年前那个文明冲撞的时代。

    为了如实还原电影场景，在敦煌城西南约15公里处，按照清明上河图的形制，复建了一座沙漠深处的敦煌古城。沙漠中的干燥和风化让古城变成了“古城”，城楼、工事、衙门、酒肆……所有脑海中敦煌兴盛时曾存在的三百六十行，一一再现人间。漫步古城，仿佛遥听边角连营，恍惚胡姬蹁跹。

    敦煌，这冲积而成的戈壁绿洲，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在地图上，敦煌显得四通八达、不可或缺：向东经河西走廊，可以去往繁华的两都长安、洛阳；向西穿阳关，跨昆仑，逾葱岭，可以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向北走玉门关，沿天山，可以直抵王庭、龟兹，进入大宛、大夏。天涯商旅，东西行贾，来此交汇贸易。

    开放和果敢，使少数民族和西域特色的风尚极大地影响着敦煌。四海漂泊，沙洲蹉跎，敦煌的礼教充满着活在当下和纵情人生的享乐主义。与中原地区的青灯古佛不同敦煌人信奉伎乐女神，用歌舞风姿供养诸佛。这里的人，从不在生前自苦，亦不奢望于死后。在世的充盈，才是一种对生活的尊重，一种在大漠中自我激励和探寻。从公元366年莫高窟建窟到公元589年北朝结束，如同壁画中胡服与汉装并行，敦煌的融合、改变、发展，形成了自成一统的美学触觉。

    古城大门仿佛一个现实中的“虫洞”：可以在时空中任意穿梭，无论是现在回到宋朝，还是宋朝回到现在，不同的是，这里难觅宋朝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我闭上眼，那日敦煌犹在。

    沿着G312驰骋，进入嘉峪关就来到了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作为一个以关城命名的城市，嘉峪关处处弥漫着当年金戈铁马的风尘。自驾于此，既可以尽情体验西北公路片的苍茫，也可以感受由长城第一墩、悬壁长城、魏晋壁画墓等一系列古迹带来的历史的厚重。

嘉峪关篇：越关勒风雪

    在312国道穿过华东、华中、西北抵达新疆之前的最后一站，有一座金色的城池，这里是河西走廊最西边的一处隘口，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明长城西端的第一重关——嘉峪关。附近的这座城市以此为名，也就这样继承了这个名称背后的浑厚历史。

    在嘉峪关行路是一种不拘束的自由：在驾驶上，除了短暂的旺季，这里并没有太多与名气匹配的往来车辆；在视野上，无尽的戈壁带来的广阔一直会延伸到被遥远的祁连山打断；在思维上，那些古往今来的峥嵘好像都要跃跃欲试、涌上心头。

    从李连杰的早期探险电影《冒险王》，到金戈铁马与人间烟火交织的《新龙门客栈》，再到《天下无贼》中正义与邪恶争斗间隙傻根从列车上望出去的苍茫，嘉峪关就是人们对西部所有印象的凝聚，人们总能在这里获得想从西部收获的体验：关于边塞，长城第一墩、悬壁长城丰富了防御建筑的认知；关于神秘，魏晋壁画墓充实了嘉峪关的地下世界。而雄伟的嘉峪关，则成为茫茫戈壁中最悠远的绝唱。

    讨赖河边，注视古长城的第一处残垣

    嘉峪关北依黑山，南据祁连山，两山对峙，中间只留10多公里宽的通道，是建关的首选地点。宋元以前，此地有关无城。明太祖朱元璋派征虏大将军冯胜率兵西进追歼元朝残余，通兵法的冯胜选址建关筑城。他由瓜、沙回肃州，相度地形，认为嘉峪关是河西走廊最狭窄之处。正如《秦边纪略》所记：“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可守也。”从此，嘉峪关有了城。

    嘉峪关古长城的第一处烽火台，伫立在讨赖河谷，经过长期风化形成了如今的长城第一墩。曾经的嘉峪关管辖着“腹里、沿边、境外墩台三十九座”如今第一墩为其中最南的一座。长城第一墩，是关南最主要的一座墩台。墩台之外就是讨赖河边近56米高的悬崖，自然的天堑使天下第一墩更为苍凉和壮观。如今，天下第一墩的地下即悬崖的峭壁上，已经建有丰富而详实的博物馆，不仅有长城相关信息的展示，更能够近距离观赏讨赖河。

    作为嘉峪关市唯一的地表河流，讨赖河发源于青海省祁连山中段讨赖掌，出冰沟口流经嘉峪关、酒泉、金塔后汇入黑河。如果不是走进峡谷，很难想象这样的戈壁居然隐藏着一条河流。讨赖河来水由降水、冰雪融水和地下水补给构成，在缺乏降水的嘉峪关，水流着实平静。这稀有的水系，灌溉了下游酒泉的绿洲，也使嘉峪关驻军成为可能。

    在狂风呼号中，其实万物早被埋葬了身形，历史也隐藏了足迹，直到近年来，讨赖河岸上复原了当年城寨的模样。城寨的逼真让人惊喜，我不由得边走边低头寻觅，想找到一支箭镞，或一块甲片、一颗铁蒺藜，借以开启千百年岁月的封缄，走近曾经的金戈铁马。最终，四顾茫然，昔日商贾络绎不断、驼铃不绝于耳早已埋藏在沙砾之下了，雄狮铁甲、旌旗漫天早已平息于熙熙攘攘。

    悬壁长城，立于悬崖之上的建筑奇迹

    在嘉峪关黑山山麓上，有一座耀眼的金黄色长城如游龙一般盘踞于山岗。这座建筑修筑于45度的山脊，好似倒挂一般，故称“悬臂长城”。悬壁长城是嘉峪关军事防御体系的延伸，距今约500余年，如今所剩仅750米。除去悬臂长城，周围还有一座沧桑古老的护国寺，常年佛号、香火不断，与长城相伴。

    攀登悬壁长城其实并不困难，但却异常辛苦。陡峭的山脊坡度让人的每一步爬升都无形地消耗许多力气。攀爬长城之上，艰辛会让人感念戍边的辛苦，仿佛穿越历史一般。越往上爬，风越狂妄。走在长城上，寒风带着冰冷的肃杀之气时隔六百年却仍然如此具体。在悬臂长城的高处，工事的建筑结构变得十分清晰：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防守严密。

    据说至明代万历时期有60里长城和边墙，约70座墩台，附近还有卯来泉堡、野麻湾堡、新城堡等军事营堡互为犄角。另根据清朝雍正年间的记载：“嘉峪关营：游击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马战兵一百四十六名，步战兵一百三十六名，守兵一百四十四名；官马一十二匹，兵马一百四十六匹。”方知，风声如鹤唳，草木皆为兵。

    天下第一关嘉峪关，看一场奇趣名流往事

    在甘肃嘉峪关市向西五公里处，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先后经历168年时间的修建，嘉峪关成为万里长城沿线最壮观的关城。1987年，嘉峪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最早闻名世界的古迹之一。蓝天、白云、戈壁、雪峰，凝聚成磅礴之气、浑朴之风、雄性之情。虽然不能尽数六百年的风风雨雨，但日出、日落、骤风、急雪，每种嘉峪关，都是边陲垣壁的一声叹息，都是旅人心上的一丝震颤。

    在如今嘉峪关的关城外，有一副力透石壁的书法，镌刻着一首雄浑的七律：“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这首诗的作者正是清代销烟英雄，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曾遭贬黜又从嘉峪关归来的迁客，他就是林则徐。

    祁连山的巉岩好像被削平似的和诗人并肩而立，朝关外望去，广漠的戈壁一片苍茫，不觉使人视线模糊，关外的风光辽阔雄浑。诗人回过头去看那曾经的路程，从嘉峪关城楼望去，那连绵的长城，以及长城尽头的崤山和函谷关，不过是一颗颗小小的泥丸而已，靠崤山之险函谷关之固，究竟是不足恃的啊！

    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踏上戍途。别陕甘赴云贵，看似重得圣心，然而那一次日暮中的归来，并不是一种释怀，而是重新满怀忧虑，重新正视清朝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严重弊病。

    1849年，林则徐从西北回朝途经长沙，邀见在家耕读的左宗棠，时年64岁的林则徐与37岁左宗棠长谈入夜，并送上自己在新疆绘制的地图。这位老人用最后一丝叹息和未熄灭的赤诚保举了左宗棠。同治四年，太平作乱，捻军起义，陕甘局势几近糜烂，新疆危局迫在眉睫。160万平方公里的沃土，在大清的版图上岌岌可危。接到任命后，左宗棠面对“兵疲、饷绌、粮乏、运艰”的战局，连夜出京。27年后，林则徐已离世多年，左宗棠带上那张地图，西出嘉峪关，日落就这样转圜成了日出，历史在嘉峪关画了一个有趣的圆。那个日出时分，左宗棠走出嘉峪关，踩碎绚烂的日光，走向了沃原千里的新疆。

    经年之后，左宗棠的老友杨昌浚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百业兴旺，那个日出征夫出关亲手培植的小树，如今已经是蔚然成荫的“左公柳”。左宗棠下令修筑横贯陕甘的大马路，东从陕西长武县起，西到嘉峪关止，全长3000余里。正是这条路，奠定了如今西北公路和动线的基础。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这里经过，一路向着更西部的敦煌、哈密、乌鲁木齐而去。

    我在嘉峪关的最后一日，落雪了。当地人说，嘉峪关降水很少，下雪更少，能遇见雪很是难得。漫步关城之上，天空布满阴霾，颇有黑云压城之势。西风依旧凛冽，祁连山依旧白雪皑皑，600年来似乎从未变过，但人间已是沧海桑田。南方落雨的时候，北方总是落雪，雪落在泥黄色的西北，落在黄土夯实的城墙、遥远边关的烽火台、风沙粉刷的琉璃瓦，落在讨赖河、渭河、黄河，落在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秦腔如狼烟般冲天而起，那是边关的生命在呐喊。

    踏尽人间，也曾迷离于那些清风霁月一般的风景，鲜花着锦、纸醉金迷，最后流连处叹一句“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然而，只有经历，才会懂得，是黄沙、是疾风、是赭石色大地上沉沉的蓝色的天空，是这样厚重的定城砖才可以压稳飘荡的灵魂的阵脚。

    魏晋壁画墓，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

在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处，有一片广阔无垠的荒漠。这里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却散布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的地下壁画砖墓。虽然形制不同、墓葬多寡、家族各异，古墓却有着相同特征的彩绘砖壁画，这里也由此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

    走进以新城壁画墓为代表的魏晋壁画墓群，沿着墓道一路下行，长长的甬道仿佛穿越时光，带我们走入魏晋的战乱纷争。随着深入墓室，氧气越来越稀薄，人也慢慢开始晕眩，各种奇异的壁画图案随之映入眼帘。河西的魏晋壁画，既幼稚又写实：在画工上，线条简练，情节明快，笔触粗糙；在题材上，却又详实地反应出墓主地世俗生活和财富，有一说一。这些壁画取材于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农业生产，到生活百态，再到娱乐游戏，包罗万有，可以被看作是整个魏晋社会的缩影。

    诸多壁画中，饲蚕图引起了我的注意。与中原的桑蚕文化不同，河西地区人们养蚕只能选择柞蚕，白天将蚕从竹篓中取出，放置在室外的柞树上饲喂，待到傍晚，柞蚕酒足饭饱，再将其一一采下收入竹篓，取回室内。虽然苦寒干燥，狂风飞沙，但这里的人民仍然找出了智慧的饲蚕方式。除此之外，在墓穴后室中，有数十副丝束画、布帛图。因东汉末年经济衰败，魏晋时期转乱频繁，导致货币混乱、物资匮乏，已出现了绢帛取代货币的情势。壁画中的丝束、蚕卷实际上是与墓中随葬财富、钱币的意义相同。

    与嘉峪关相比人们往往更知道敦煌，史书称敦煌是“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自汉代中西交通畅通以来，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敦煌，近交西域的敦煌，较中原最早地接受了丝绸之路上的西部文化东传，但吐蕃、蒙古的轮番蹂躏，战乱让敦煌显露在外的艺术证据过于脆弱，而嘉峪关的一座座魏晋壁画墓则更为隐秘和内敛。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G312行驶下去，会从嘉峪关驶入丝绸之路更为神秘的远方：出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或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我们或许可以清晰得见丝路上没处重要城市和关卡，尽数他们的繁荣气派，却难以想见，重关叠障之间，有多少荒无人烟的沙漠，有多少飞沙走石的戈壁，有多少惨无人道的劫匪。而这样的深入墓穴的桑蚕壁画，把千百年前丝绸之路上的景象，带入了如今已经变成“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嘉峪关的视野。